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余永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按照全球标准，中国的GDP增长也许仍然是强劲的，但2019年第三季度6%的年化增长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事实上，自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速超过12%，此后中国的GDP增速一直在持续放缓。这种下降趋势的危险要大过许多观察人士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阻止GDP增长的下降，尤其是防止出现滚雪球效应，否则日后恢复增长将愈发困难。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在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合力结构。战略设计可以凭学理在纸上任意纵横，而对国家资源支撑力度的认识则需要“居家过日子”的经验。能够把握目标和资源间的合理匹配关系以及扩张战果和国家消化能力之间的合理匹配关系，是国家战略能力及其理论研究成熟的表现。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全球化之后，世界迎来了一波强劲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经济民族主义导致很多主权国家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全球化会消失，但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的确意味着国家间竞争或者国际竞争模式的变化，即从国际层面的竞争转向内部的体制竞争，以及通过重塑内部体制来重新强化其外部影响力。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十九大提出，在今后的30年左右的时间段里，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这个推进过程中，财政是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发挥功能的。这种现代财政制度，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在具体的财政管理、财政工作的操作层面，实际对接的就是我们现在必须探讨的绩效管理。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无论是对国企也好，民企也好，外企也好，都应遵守竞争中性的原则，这也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民营经济。当我们背离了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就会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各类经济主体是平等的，他们在法律和政策面前是完全平等的，这就是所谓的政策中性或者竞争中性。他们平等地享有配置资源的权利，这样才能够为人民谋幸福。
张涛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除了猪肉之外，中国没有通胀之忧”我认为是很糟糕的误识，而像宁夏这类与全国物价背离的地区，一旦通胀预期起来，他们的情况会更糟，因为这类地区居民的实际购买力预期远不及全国，相应他们的恩格尔系数一定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持续上涨的猪肉价格的示范效应以及消费替代拉动效应一定会蔓延，至于说蔓延的程度，则取决于当局对通胀预期的管控，因而千万别因误信“拿掉猪肉以后都是通缩”的武断，而让事态失控。
李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国营商环境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有些指标排名还比较靠后。比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缩到120个工作日以内，京沪两地平均办理建筑许可全流程耗时缩至111天，但这在世界上还只是中等水平。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贸易和投资摩擦加剧，国际经贸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积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杨传开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当前的人口流动特征、农民城镇化意愿和国家政策是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的现实基础；而农民城镇化积极性不高、中小城市吸引力薄弱、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突出等则是地方在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未来，可重点从增强农民进城定居能力、关注返乡农民工群体、提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引力、适度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培育建设特色小镇等方面加快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在“三元悖论”的框架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而对资本流动实施较为严格的管制；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实现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自主。以资本账户开放为代表的金融全球化基本上是按照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扩散的，始于美国，而后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扩散。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央行推动的数字货币体系，其本质仍然是主权信用货币体系，希望将数字货币这一新的货币形态纳入其现有的框架之中。但数字货币的出现也给当今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新的变革，带来各种不确定因素，需要更好地规范和监管，从而避免对金融市场、对经济和社会形成冲击。
范娟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虽在美军围剿下自爆身亡，但其组织成员仍有残存，支撑它的极端主义思想还在蔓延。“基地”恐怖组织依然在全球多地作乱，在索马里、也门等地猖獗活动；其他本土恐怖组织也时不时兴风作浪。恐怖主义威胁的形势之所以如此严峻，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意识形态分歧、宗教矛盾、教派冲突、地缘政治及大国博弈等多种因素。国际反恐斗争任重而道远。
赵建
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很多领域也走到了世界前列，但是人均收入和大部分主流先进技术依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层面，离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还有不少的距离。现代社会具备的法治、民生、信仰、公共生活、社会保障、冲突调和机制等，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直接决定了社会风险对经济风险的隔离能力，决定了内在的结构对外在冲击的弹性和张力。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这个背景下知识领域的多元化也势在必行，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必然需要理论的多元化。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也是随着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经验增加而变得更加丰厚。中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和崛起大国的实践，在理论创新方面可以说是最有潜力的国家之一，处理好强调特殊性和开发普遍性的关系，以及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来激励地区话语体系建设，值得深入探讨。
苏浩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不久前，智利政府宣布放弃主办原定于11月中旬在智利首都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去年的峰会也因特定国家的节外生枝，没能如往年一样地发表联合声明。但是，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启动，环太平洋经济间已经形成一种深度相互依存的荣辱与共状态。虽然通往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路途不会平坦，但APEC成员体仍应该朝着这个大方向、大目标坚定地迈进。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目前数字货币的演进，不论是Libra还是我国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发展思路，都以互联网共识为核心，摈弃了诸如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致命缺陷，借由国家主权货币健康地发展。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一种新的建立在全球数字货币广泛发展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可能出现？如果这样的前景是可期待的，那么目前全球经济运行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又是否有可能被破解？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