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左学金
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低于1.5%，到2020年左右可能会出现负增长。“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必须要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让农村地区的人口、家庭更多的受益于经济的增长，从而在中国实现更好的利益平衡。
施展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政治学教研室副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在非洲的努力，可以帮助它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与条件。如是，则将中国的发展外化为非洲等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我们庞大的物质力量便会被导入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世界秩序的轨道，找到其恰切的出口与用途，从而也给予其他国家以安全感。
Hyun H Son
亚洲开发银行独立评价局首席评价专家
包容性增长包括四个社会目标：第一是要有持续经济增长；第二是减少贫困，也就是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有多强，它一个主要衡量指标就是贫困减少的幅度；第三是减小贫富差距；最后一个目标就是机遇的平等性。
赫荣亮
赛迪智库财经研究所专家
赛迪智库财经研究所认为，适时调整稀土出口政策，建立环保管控制度；开征稀土环境税，缓解地方治理成本压力；合理调整资源税，真实反映稀土应有市场价值；落实税收返还和基金扶持政策，体现资源我用原则。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台湾大学《政治科学论丛》编辑委员、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通史、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
无论学习东方的新加坡，还是学习西方的美国，我们都需要记住严复先生百年前的那句充满经验主义智慧的话："制无美恶，贵在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切勿"横取他国之法，强施本土"，否则只能"淮桔为枳，迁地弗良"。
安德鲁•科利尔
Orient Capital Research董事总经理
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崩盘？一种有用的检验方法是研究中国的主权资产负债表。国家的主权资产负债表涵盖面更广，只要使用合适的工具，这种分析可能颇为有用。它还将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展露出来。
张春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
建立一个多储备货币的体系，中国金融体系面临最重要的三个改革。一、中国汇率需要和美元双边脱钩，准许双向波动。二、资本账户要开放。三、推动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以及金融企业要去行政化等。
连玉明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
京津冀共建中国（京畿）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动力前所未有。京津冀一体化如何破题，需要转变观念，统一思想，也需要找到三地携手合作的“共振点”、“共赢点”。这个“共振点”就是“京畿新区”，这个“共赢点”就是“京畿自贸区”。
顾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工作评估专家
虽说美国与中国的可比性不高，但是同搞医改，毕竟有不少事情是相通的。有关美国医改的报道和评论，常常是把不少美国话直译成中文，让不少读者云里雾里。本文试图用中国新医改的语言，解读一番美国的新医改。
柴麒敏
国家发改委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副主任
李树憬
中国证监会期货监管一部信息统计处处长
市场与民众将有可能为城市治霾带来新的变革性的推动力。这样的大众参与本身即是一种绿色力量的教育和传播，将有可能带来乘数级的效果。尽快开启治霾的大众模式，让“微生态”成为社会新风尚。
李自然
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将地方债信用衍生品作为完善地方发债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市场化手段来推动，一方面可以建立市场化的违约风险的发现和分担机制，另一方面信用衍生产品价格可以作为一个市场化的评价官员政绩和债务责任的参考标准。
阎庆民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研究员
李建华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
中国影子银行因为自身的业务特点，可能集聚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影子银行对于金融体系是一把双刃剑，既帮助其更高效地运行，又积累了系统性风险，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霍夫鲍尔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雷金纳德·琼斯高级研究员
王中美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最新的研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CHUSTIA，即中美贸易投资协定。这一设想的协定将包括贸易与投资两个方面，我们认为可能比双边投资协定更能促成双方找到利益平衡点：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贸易利益，与对美国来说更关键的投资利益，都能兼顾。
赵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造成北京城市病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发展及其所引致的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第二个原因，是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合理，“单中心”格局未能突破。第三个原因，体制机制掣肘是造成北京城市病的最根本原因。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带来的结果是低效率。结果，就不能像美国这样通过人口自由流动缩小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异。中国经济如果继续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就会出现本文所说的“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赵永升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欧洲所访问学者、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专栏作家
对深陷欧债危机、刚爬出“泥潭”的经济体而言，走出泥潭与稳步“上岸”，显然尚有“滩涂”或一段相当长的距离要跨越。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