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Adam S.Posen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张帅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最终的挑战是使经济体拥有生命力，而现实中的生命力表现为有规则的竞争。这听起来像是一句空话，但是我将要提出，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与这有关。
黄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与占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
全球经济治理一定是对全球性的问题进行治理。因此，它会涉及到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全球性经济规则与秩序的建立(比如说现在的TPP、TTIP等谈判)。此外，全球经济治理一定是集体行动。对于全球性问题单个国家的行动，治理能力和意义十分有限。
李宏瑾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员
金融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顺利完成是以价格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志，作为货币的对内和对外价格，利率、汇率改革实际上是无法完全分割的，资本的跨国流动则是联接利率、汇率变动最重要的机制。
朱光耀
财政部副部长
布雷顿森林体系两机构的改革应以反映当前变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作为前提。当今世界已与1944年下半年完全不同。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严重不足，亟须改革，使其能够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白海峰
东北大学中改院分院博士生、国泰基金国际部负责人
展望未来，我们坚信中国的经济增长仍有相当巨大的红利空间可以释放。自贸区的设立，以及相关的区域经济发展理念的实施将会是下阶段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战略思想。
纳萨·赛迪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黎巴嫩籍首席经济学家
编译:孙西辉
历史上，起始于中国的“丝绸之路”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连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的货物交换与文化交流。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四国时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得到相关各国的积极响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
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定，为土地改革提供了一个整体性框架。改革框架提供了一个巩固以往成就、完善现有城乡土地法律、促进土地制度现代化的机会，以便为更高效、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提供支持。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现在，乡村治理正深陷内在的自我矛盾之中。这种治理危机既困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困扰基层官员和基层民众。中国乡村要实现良好治理，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治理体制自身的冲突。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以前常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够革命，回头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坚持保守必要的社会秩序，愿意妥协，谋求逐步改良的心态。或许，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要继续自问：保守什么？因何保守？如何保守？
景天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副主任,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底线公平理论”是从中国问题出发所作的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基础性理论探讨，但它又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的。本文拟结合现实问题，阐释底线公平概念的问题背景、基本含义、测量方法和指标。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在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从数量扩张转向以质量为基础的增长，以质量为基础的增长背后是提高教育和技能，同时，在中国这样非常大的国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的来源，那就是资源配置效果的提高。
谈儒勇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院长助理
按照“境内关外”的定位，自贸区资金流动宜采用“一线打通、区内自由、二线有限渗透”的管理模式，区内实现自由汇兑，对区内与境内区外之同的资金流动则按“有限渗透”原则进行管理。
姚桂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近年来，非洲经济以其持续增长的活力赢得世界瞩目，非洲大陆已然成为世界的投资热土。当国际社会将主要焦点对准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在非洲投资的影响时，马拉西亚却悄然成为投资非洲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刘志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此前就职于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可持续发展局,任首席基础设施专家
总结国际经验，PPP的成功需要具备如下要素：政府必须要有明确的PPP政策、计划、程序，保证民营部门拥有一个公开、公平竞争的运作环境；各种相关法律与规制要尽量保持一致；要让公众参与，让公众了解项目。
王晋
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博士研究生
相关国家的孱弱和彼此不信任，造成了武力打击难以持续，“博科圣地”“打而不灭”的窘境。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和政治参与体系，以此削除极端主义在国内的“魅力”，恐怕才是尼日利亚和相关当事国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副主任
“脱美国化”是大势所趋，并非中国有意为之。世界各国都面临美国化的巨大风险。不仅中美经济日益在脱钩，世界也在脱美，美国的盟友体系在松动，更明显的，美国也在脱世界，国内新孤立主义在抬头。因此，“脱美国化”，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