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Juan Carlos Hidalgo
加图研究所政策分析师
翻译:马翼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哥斯达黎加在过去30年间的经济转型中有着诸多的自由化措施，但是仔细查看后却能发现里面有着强烈的重商主义偏见。一届又一届政府采用货币、贸易、税收以及监管制度，养肥了对外经济部门，但是却以全国人口、特别是穷人的利益为代价。
于海洋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
东北亚地区领土争议频发是历史因素、民族主义、地区结构失衡及各国战略失效等多重原因导致的，而战略性因素又是各种内外因素由压力转化为具体政策互动的关键。
胡税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李幼芸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公民权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它赋予了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管理的权利。在西方社会，公民参与治理的实践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张孝德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导
对于房地产引发的系统危机，从经济自身增长周期看，并不全是坏事，而恰恰为经济转型和改革提供了倒逼动力和机遇。如果我们仍期望中国经济在持续的繁荣中，实现经济转型，被动接受到来的危机，我们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易宪容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
对于当前中国金融市场，除了一些基础性制度引起的问题之外，很大程度上都是与以市场起决定作用的价格机制没有形成有关。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及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已经成了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
近几年，一些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的旗号，纷纷打造新城建设模式，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最近我们利用网络，对全国12个省（自治区）[1]的156个地级市[2]和161个县级市[3]的新城新区规划建设情况进行摸查。
李剑荣
宜宾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中日韩三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农业的健康发展，均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对中日韩三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发展历程及现实状态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提供政策支持。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农民工市民化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成效并不明显。虽然我们预期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之后，改革能有实质性的推动，但是，目前仍然有很多观念上的障碍需要突破。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翻译:徐天辰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显著改善政策，还需要显著优化治理。这对墨西哥和印度都适用。培尼亚•涅托和莫迪都对此做出了承诺。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两个政府能否履行承诺。
徐祥临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就是指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农村土地制度需要改革，但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安排不能变。显然，他这一看法是有针对性的。
邵宇
金融学博士、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暨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政府的不透明度与经济状况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失误、政策应对不得力，或者欠缺系统考量的政策安排会是国内经济更为脆弱；社会稳定也是转型升级能否成功的重要保障。
郭存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副主任
2014年情人节，对于阿根廷女总统克里斯蒂娜来说，多少有些落寞的感觉。这并非是因为曾经同床共枕的前总统老公与她“天人永隔两茫茫”，而是英国著名时政杂志《经济学家》最新一期的封面文章：《阿根廷的寓言》。
迈克尔·格林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及日本事务高级副主席
默里·希尔伯特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事务高级研究员和副主任
译:陈岳林 校对:李其奇
北京应密切关注亚洲地区对美国再平衡政策表示出的广泛支持态度，以及中国以外地区的思想领袖们并不认为美国这一举措具有对抗意味的趋势。而亚洲的思想领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表示欢迎，他们也明显希望美国在该地区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田明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流动人口与城市化、城市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的理论与方法
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认为城镇化是自然的历史过程，无疑是一个科学的判断。这也提示，无论如何激烈地反对城镇化，或者是不切实际地推动城镇化，城镇化都有它自身的发展逻辑，会随着社会经济的演变而不断推进，其面貌和具体形式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赵金华
美国环保署科学咨询委员会环境经济分委会委员、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
林立国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就中国目前的实际而言，由于政府和排污者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完全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治污很可能会导致高昂的经济代价。因此，行之有效的污染治理机制必然涉及到政府顶层设计和市场激励机制设计。
张仕荣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美国的领导是单边领导，不管是小布什时期的强势反恐，还是今天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外交，美国任何一项外交政策的变化，都是围绕其国家利益进行，这也是美国多年来为确保国内能源安全在海湾地区和中东地区异常活跃甚至大打出手，但是对于非洲一些地区的部族冲突甚至引发的战乱、瘟疫、饥荒视而不见的原因所在，因为美国实在耗不起继续承担“全球领导”责任了，而具体到每一项外交行动都需要其综合国力的强劲支撑。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