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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Stephan Haggard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翻译:王嘉烨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对于安倍政府来说,这一过程最大的风险在于竹篮打水一场空,或者这一切不过是朝鲜为了放松制裁和保证援助所放的烟雾弹。如果朝鲜真的打着空手套白狼的打算,那金正恩可能失算了;从金正日的经验里我们知道,日本的公众及媒体对这个问题上的欺骗可谓是零容忍度。

郭田勇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陈澄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

就中长期来说,使以行政手段为约束的审批制转变为市场约束是解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本途径。首先,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去公司化;其次,可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发债权;最后,要逐渐改革现行财税体系。

丁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黄卫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应当清醒面对全球调整的“倒逼”效应,以深化改革挖掘新一轮增长的源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中国经济的周期变化内生于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变化。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将会顺应当前世界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和体制创新。

余钟夫

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

要合理有序地实施好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必须要认真研判国内外发展形势和京津冀区域发展阶段,冷静分析区域机理、合作条件和前景,按照区域合作的基本规律,切实有效推进三地协同发展。

Theresa A.Pardo

纽约州立大学Albany校区政府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数字政府学会主席

郑磊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

近年来,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已渗透到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社会化媒体、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新理念和新实践深刻改变了组织与个人间的互动方式。政府治理迎来了全新机遇,也面临巨大挑战。

刘元琪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研究员

全球化金融网络这样一个精制的调节世界经济的机器现在服务于以美国超级垄断集团为代表的金融资本。这意味着,未来向新社会的过渡,必须改变这一机器的服务方向,同时必须借鉴和利用其非阶级性的生产社会化管理功能的一面。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在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下,不能总是考虑由政府来驱动投资,更合宜的宏观政策当是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总量减税。减税才能增加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减税才能在未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杨雪冬

中共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沿着对内和对外双轨进行的。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改进国际乃至全球治理,才能将国内与国际两种治理资源有效地调动和整合起来,并为国内治理问题的解决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段华明

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所长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互联互通”设想,统筹自身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和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和战略契合点,为妥善处理和管控争端,提供了充满东方智慧的思维和模式。

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课题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市民化的实质是农民职业的非农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必须顺势而为,以尊重劳动力城乡转移趋势为前提。

Kevin Lee

《福布斯》中文网

翻译:Patti 校对:李其奇

当下中国慈善可能不会由超级富豪引领,也不会遵循由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推动的经典模式。真正拥有潜力、能够带来巨大社会影响、同时适应中国目前国情的模式就是营利性社会公益型企业。

冯俏彬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态补偿制度的实质是存在环境关系的区域之间、地区之间就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的一种特殊交易,需要适度引入市场机制。

徐锋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金融史、社会史

由于时代所限,李鸿章无意识地将清皇朝等同于中国。不过,他对国家和社会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的旨在增进国家“富强”的建议,随着中国外部危机的逐渐加深,李鸿章对国家富强的关注度也日益增大。

贺文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从李总理的非洲行中,我们看到了中非关系未来发展蓝图的“升级版”,也把脉到了“升级版”中的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相信未来的中非关系将在正确“义利观”的引领下,正视并逐步解决“成长中的烦恼”,将中非关系带入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纪元。

迈克尔•斯宾塞

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数字技术正再一次改变全球价值链乃至全球经济结构。企业、公民和决策者需要知道哪些东西才能不落后于时代?

史蒂芬·罗奇

耶鲁大学教授、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著有《失衡:美国和中国的互赖性》一书

随着中国将其过剩储蓄用于支持本国公民,用来支持储蓄不足的美国人的资金将减少。而这可能导致美元贬值、利率升高、通胀抬头,或三者兼而有之。如此一来,美国的经济阻力将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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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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