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锐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一般而言,存款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存款会大量流失,相应地吸纳存款成本会大幅上升,利差空间会大尺度收窄,这不仅会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而且可能影响到银行自有资本率,进而造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迈克尔•J•伯斯金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于1989至1993年间担任老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
许多欧洲人现在相信,他们已经成功抵挡住了经济和金融风暴。在过去两年中,赤字和债务稳定了下来。欧元区外围疲软经济体主权债务收益率显著下降。葡萄牙和爱尔兰退出了援助计划。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声也日渐平息。
西蒙•约翰逊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与人合著《13个银行家》一书
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是世界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政府组织之一。美国中央银行控制着美元的供给,目前还对短期和长期借贷利率施加着巨大影响。此外,尽管美联储要为导致2008—2009年全球经济几乎崩溃的监管失责承担部分责任,但危机后的改革让它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和监督金融体系的责任。
张海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
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表的《福塔莱萨宣言》宣称:“金砖国家是对现行机制进行渐进式变革的重要力量。”这一表述,凸显了金砖国家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里的战略诉求是改良和改善,而非推倒重来或取而代之。
李万峰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
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在城市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通过大力发展卫星城来控制大城市中心区的无限制扩张,利用卫星城促进大都市圈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式是可行的。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缩小贫富差距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回到改革前的办法,即通过政府、明君和计划以平均主义的分配思路进行;一种是用改革的办法,即通过保障公民的产权、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的思路进行。
Nicholas Borst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助理、中国项目负责人
马翼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中美关系之所以会越来越紧张,背后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与美国盟友的领土争端,以及不间断的网络冲突。鉴于关系的总体形势,大家并不寄希望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期望在经济方面的协商能有很大突破。从会后的成果清单来看,这样的预期大致是合理的。
安邦咨询
安邦咨询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咨询,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机构。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实体经济依然困难,融资难、融资贵是重要原因。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在互联网时代,银行的创新业务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实现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业务创新。
黛安娜•乔伊列娃
朗伯德街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主管
所有人都在关注美联储(Fed)政策的未来发展及其对经济和资产价格的影响。但是,比起美国央行紧缩措施的预期步调,太平洋对岸遭遇的增长困境对明后两年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影响或许要大得多。长期以来,中国抛售美债的可能性一直是个空洞的威胁,但现在不同了。
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离岸市场的培育发展与在岸金融的改革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国内整体改革和转型刚刚启动、远未完成的时候,培育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并与在岸市场实现良性互动显得更为重要。这是一种双轮驱动,不可偏废。
Guy de Jonquières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国际经济政策和亚洲政治经济,曾任金融时报世界贸易及国际商务主编,是金融时报著名记者
在当前阶段,猜测中国领导人将朝哪个方向走是没有意义的,更不用说他将带领经济朝哪个方向发展了。关于中国将会如何发展或停滞的预言有很多,然而事实却一再使这些预言的制造者陷入混乱。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地说,很少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被迫一次性面对这么多艰难的挑战。
周海旺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在全社会养老机构床位有效供给紧缺的情况下,应该严格执行养老机构的入住资格标准,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老人才能优先安排,保证社会公平。并且,对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的评估结果,还可以为老年人确定补贴标准提供重要依据。
王喜文
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九三学社中央科技委特邀委员
信息化具有普及性、改进性,能起到“创新孵化器”的作用,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推出国家信息化战略,能够进一步加强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培育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的新技术、新产业和新领域,以抢占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马俊驹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顾问
城市化须以人口和土地自由、有序地流动和集中为前提。对农民而言,土地权利是他们能够跻身城市化进程的经济基础。农村土地财产权结构的变革已刻不容缓,它已成为解决多重社会矛盾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项继权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导,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地方和基层治理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综合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通过改革突破农业和农村发展资源和技术的瓶颈,通过改革打破僵化的体制机制的桎梏,为我国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及美丽乡村建设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王曙光
中国亚太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
无论当下中国如何多面,从发展走向发达,这都是一条前行道路。中国在这条路上每迈出一步,都需要付出比以往更加艰巨的努力。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我们发现,中国正面临着“国家意志”的考问。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