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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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华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对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有一种论调认为，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已面临极限。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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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中心理事
我们的政策变化不是线性的，你可以看到最近两年所出台的治理空气污染的政策强度和力度，应该是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树立信心。只要对新能源支持的力度足够大、对污染性能源的抑制性政策充分到位，大幅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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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菲西特格特-罗斯
美国赫德森研究所互联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
今天，硅谷是不仅是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的灯塔和灵感来源，而且是寻求改善生活和生活方式的普通人的灯塔，他们希望摆脱政府过于强大的镇压力量。现在硅谷已被政府打败，那么希望的灯塔会变成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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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市场调查公司
学术界普遍认为，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和西方流行的福利保障模式，中国宜选择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即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个体、家庭、集体、企业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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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经过24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虽然已具有2600多家上市公司，到2014年年末市值超过37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并存的全球第二大市值市场。但无论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市场投资功能和法制建设等方面，还是在开放与国际化方面都与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存在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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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当下国内学界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汉语在某些领域的式微，是否会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去中国化”现象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很多猜测与担忧，如话语权之争或者文化霸权等很多吓人的话题。如何厘清与看待这些问题，就是当下急于梳理的问题，否则会引发很多棘手的深层精致伪问题。鉴于此，笔者谈点文化的生存环境与进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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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鸣
中央党校教授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总要归结到制度体制上，“体制障碍”“制度缺陷”成了他们推脱责任的挡箭牌。崇尚制度、相信制度是对的，这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崇尚不能变为崇拜，相信不能变为迷信。动辄就把制度当作“替罪羊”，是在推卸作为制度主体的人的责任，指望制度包打天下更是不切实际的懒汉思维，在实践中不利于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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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琦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
从最基础的研究对象——“舆情”来看，它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又与国际通用的“民意”概念相对应。在西方政治学中，民意研究是一个重要方向，很多著名的政治学者都探讨过民意问题。在新兴的网络民意研究中，西方政治学界也涉足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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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李耀强
中国盐业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专营体制也产生了诸多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政企不分、垄断经营、产销分离、区域封闭等，食盐产销企业也由此长期机制僵化、创新不足、缺乏活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推进以“取消专营、政企分开”为核心的食盐市场化改革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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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晓鹰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顾问及其中国中心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同中国经济发展、增长核算、生产率计量有关的宏观经济测算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波动与金融体制发展的关系,以及经济改革的政治经学问题等
翻译:颜超凡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在195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路径，探讨了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国家干预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是中国经济虽然经历大起大落但仍然能够回归1950年代超高增长趋势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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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国要走向现代国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境界，不建设法治社会是注定没有出路的。从逻辑取向上说，“法治”只有好的法治，没有坏的法治。法治的首要任务是剔除现有制度体系中的“恶法”，法治的目标是“良法善治”，也就是“好的”法运行在现实秩序中，达到了“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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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基本、也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对国内外长期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更是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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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家、文学家、艺术家
我们谈古村落保护，最后落脚点是保护中国文化的无形资产，这是核心。而要保护中国文化的无形资产，最终是要促进中国文化的复兴，根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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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东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唐洪鑫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勤务学院
最近，国外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强调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外交关系，是因为这些关系的“重要性将要超过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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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根据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中，首先应当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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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著名石油能源安全问题专家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对外投资中，能源的分量很重。尽管眼下国际油价走低，全球对能源消费的需求刚性将继续存在；像高铁一样，能源投资关乎国内和国外的广泛产业链。境外能源投资，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护项目的稳定运营、如何获利的问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