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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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财经作家
在商业伦理的基础性构建中，来自于工业文明前提下的商人自主论述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它直接导致了论述的主体性缺失，而不得不回到农耕传统中去寻找不可能的勾连，在这个意义上，余英时和杜维明们的努力其实都是在一条歧路上的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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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洪
中国知名“三农”学者,现为北京农研中心研究员,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著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等
城市化中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谁来种地怎么种地、谁来养老怎么养老、谁来治理怎么治理的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的重大课题，我们需要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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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华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济结构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衡量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标志，合理的经济结构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反之则阻碍经济健康增长。通过经济结构变动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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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财政经济史、财政学、财政政策、技术经济,著有《市场经济中的财政政策》等
杨光煜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博士生
在经济增长趋缓、财政收入水平下降的形势下，着力推进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建构起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现代财政制度，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核心命题。从法治化的预算体制改革、以公正为取向的税制体系重构、妥善处理央地财政关系的分税制体制完善等三个方面，对以往财政制度中较为欠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问责机制等问题如何融入现代财政体制建构的过程，做较为深入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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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要考虑环境的改善，而不仅仅是“放水养鱼”，如果池塘里有毒，即使放进去水，鱼也会死掉。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池塘里没水的问题，而是池塘的生态环境不好。对企业来讲，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有利于创业创新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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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美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研究》执行主编
加强外部监管，不仅意味着政府制定更高的标准，执行更严的日常检测和课以更重的税罚；而且也意味着全社会都应当将气候和环境问题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加强对所有污染或违法事件的社会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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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超
南阳师范学院
当前，我国农用土地转化为城镇非农用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协商的产权交易过程，而是造成社会矛盾多发的、令农民心酸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垄断城镇建设用地一级市场，城镇建设征地不明确界定“公共用途”、范围过宽、按照原用途补偿农民，这些制度规定导致城镇化进程中涉地矛盾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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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
中原集团研究总监
随着过去10余年间楼市的快速增长，房改初期人均住房面积不足的情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了72%，分地区来看，最低的省份（直辖市）的人均住房面积增幅也达到40%。在这种局面下，未来居民继续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已经不那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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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荔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等,著有《解读〈家〉》等
中国最缺乏的不是某个专业方面的专家，而是能打通各个领域之间壁垒的战略思想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确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全球眼光、战略思维、深刻洞察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思想家，这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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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勇
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经济事务官员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是在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而“阿喀琉斯之踵”的存在和“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先兆。因此，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既要“攘外”，又要“安内”，既要虑远，又要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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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昌华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近年来已经进入环境案件高发期。与此同时，新环保法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强化了对环境违法犯罪的惩治，标志着我国环境执法进入密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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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相斌
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
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应以环境质量的改善为核心，建立一套精细的环境质量目标体系，将精细化管理的规划目标与各种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之间建立关系，形成可监测、可评价、可考核、可追责的精细化管理目标指标体系。并将其贯穿于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落实精细化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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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同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陈蓓丽
上海商学院文法学院
尽管社会力量介入信访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由于社工以及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的价值没有得到项目委托方(地方政府)的正确认识，信访调处仍然停留在“打压——反弹”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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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少中
中国传媒大学健康与环境传播研究所所长,全国环境新媒体联盟主要发起人
有说法认为是政府管理的相对人，也有的说是老百姓。从国内外环保的实践和环保事业发展的需要来看，显然不是。环保公众参与主体应该是社会全体成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环境的参与者，既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也是环境建设的参加者，没有人可以把自已置身于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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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勤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胡敏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
很多国有大企业集团的历史遗留问题多，社会负担重，尤其是一些资源型的中央企业，企业办社会问题、厂办大集体问题、大量离退休职工供养问题、富余人员安置问题等还普遍存在，无论是整体上市还是引入社会投资者，都必须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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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在应对危机中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经济下行往往同过去的理论不能够指导新的实践有关，历次治理经济下行都丰富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