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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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秀红
辽宁工业大学社会科学部导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对儒家文化的借鉴和吸纳。儒家文化以其博大精深闻名于世，历久弥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将不断汲取儒家文化的营养并对其进行发掘、利用、取舍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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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面对这样一些情况，急需有战略来应对。一个是宏观调控政策，要灵活安排。二是保持定力，只要不冲破底线，就要坚定不移推进各领域的改革。三是做好托底。结构调整是很残酷的，一定会有很多不良资产，还有很多失业，要让结构调整不变成社会动荡。希望我们的新常态能够顺利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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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
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若干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分歧很大，不同的意见也很多。我总结为五个问题，前四个问题是核心，第五个问题是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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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农研中心研究员、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农村发展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一个最大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不同步、不匹配，农业现代化是“短板”，造成城乡二元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改革未能深入推进，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行政体制改革都必须触及根本问题，破除体制机制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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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教授
罗小朋
贵州大学发展经济学副教授
中国城市化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新增城市就业人口，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住宅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如无良策，将导致极其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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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钦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
唐任伍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全球化与行政效率、经济思想史,著有《管理审视──中外经济管理比较研究》等
针对当前中国行政正义追求路径相对残缺的问题，财政改革应通过提高预算资源配置的竞争性，增进行政正义的责任基石；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和梳理行政权力和财政权力的关系，从内外部控制结合的思路出发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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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著有《社会理论:反思与重构》《西方社会学经典读本》等
郑杭生教授等人倡导的“社会互构论”将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理解为是一种“互构共变”的关系，试图通过对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这种“互构共变”关系来理解和诠释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超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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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科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代表作《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等
毫无疑问，与那些背井离乡在“世界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相比，与那些分田单干后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的农民相比，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另类的、同时也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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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教育作为撬动社会流动的杠杆之一，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从微观层面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个人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是一种现实的社会现象。本文在扼要梳理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主要理论的基础上，考察当代埃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探究埃及教育发展对社会流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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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农业经济学、农村制度变迁,代表作《驻足边缘》等
鉴于城乡概念模糊所引起的诸多政策操作难题，确定城乡概念的现实意义重大。发达国家没有统一的界定城乡的标准，但国外学者的社会经济理论研究仍为我们尝试提出关于我国划分城乡的立法标准提供了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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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啸天
上海政法学院编审、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
排除非法证据乃是诉讼制度民主化、科学化的大势所趋，但排除非法证据的道路一定充满艰辛。排除非法证据要充分说理的前提是法官要首先说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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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货币可兑换、国际收支、汇率政策、国际资本流动
相信，未来五年，中国经济与货币的国际地位有望进一步提升，国内与国际金融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加大。为此，讨论未来五年的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必然绕不开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或资本流动管理）和国内债券市场开放等三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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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昌
云南省楚雄州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
“泡沫”是一种物理现象，人们常用来比喻某些社会现象，表面上看数量很多、规模很大、形式华丽，但内部结构脆弱、质量效益差，实际上不管用，“制度泡沫”是指在实际工作中，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制度数量上很多，语言文字上讲得很漂亮，但真正管用、有效执行的制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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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龙
贵州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经济金融战略、国际金融与投资、银行业改革与发展,代表作《中国金融安全论》
践行绿色信贷，无论是对商业银行自身，还是对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为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的同时，又经营信用、传导政策、调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在承担社会责任，管理环境和社会风险方面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日前，记者就绿色信贷的相关问题采访了贵州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元龙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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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维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民事诉讼法、外国民事诉讼法、比较民事诉讼法、证据法、破产法、司法制度等,著有《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立场》等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权力下放的幅度越大，权力受监督的力度就要越大，否则权力必然失控或必致滥用，司法改革的初衷就难以实现。《意见》通过内外两个监督系统的建设，使审判权既能最大限度地独立行使，又处在接受监督的网格化机制中，审判权被紧紧地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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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淼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的推广，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和灵活性，是完善央行抵押品管理框架的重要举措，其目的也是为了通过改革创新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而且该试点额度有限，风险可控，所谓放水“7万亿元”或“中国版QE”的说法完全是捕风捉影。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