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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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
安邦集团(ANBOUND)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
中日之间能够走向和平与缓和，是许多人的想法，但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这种想法的实现可能非常困难，即便美国与中国携手，将来日本也是绊脚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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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教授,著有《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等
苏共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民众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一切，不相信民众自己有判断是非和选择的能力，管理人员由苏共组织部门挑选任命，还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这一片面的口号，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分离，民众只是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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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颢
安邦咨询
我国产业投资存在显著的“潮涌”现象，产业投资和上项目“一窝蜂”、“一哄而上”，导致极短时间内形成严重产能过剩。这种产业投资潮涌是由于创新外部性和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是伴随着产业创新而生的一种普遍现象，有利有弊。在我国现有产业发展阶段下，产业创新能力不足，投资体制改革不到位，进一步放大了潮涌的不利影响，导致了产能过剩长期化和全局化。从这一认识出发，解决产能过剩不单单是要“堵”，而是需要加快体制改革，加速产业创新能力，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实现“疏堵结合，以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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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著有《资本市场新论》等
市场上有人做出供给侧改革可以取代“三驾马车”的判断，我认为是不正确的，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是同时存在的，转向供给侧以后意味着更加强调不要纯粹靠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不要光做需求的文章。供给侧强调的是通过重新改变资源的配置来提升效益，但并不是说需求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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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萍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女性文化研究
生育两孩必将中断、扰乱女性的个人职业计划，这时国家要保证她们不会为生育两孩失去职业；国家要保证任何机构不得因生育辞退、解聘她们；要保障有足够且带薪的产假；要给予父亲产假以减轻母亲育儿的负担；在母亲中断工作重新就业时要得到优先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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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健
清华大学医疗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领域:医疗卫生经济、医院资本运作和医院管理等,出版《医院产业资本运作与集群化》等著作
要想实现强基层的目标，在现有条件下如果仅仅依靠公立医院的发展而没有社会资本的参与，那么改革的各项任务将无法顺利实现。部分地区医院债务规模大、偿债压力较大。县域医改的进一步深化，对于社会资本来说主要有以下五大方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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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昕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研究领域:司法制度、民事诉讼法学,著有《诗性正义》等
出庭等级制，不仅禁止一定级别的律师从事某些法律事务，与律师法相冲突，而且限制了当事人选择律师的诉讼权利。是谁给了他们绕过立法法、律师法而随意创设行政许可的权力？谁有权限制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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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公共管理、行政改革、电子政务以及非盈利组织,著有《界定政府边界》等
采访:陈芳
凤凰评论《高见》时事访谈员、凤凰网主笔
另一种可能性是市场化改革方向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和国家治理改革滞后，难以顺利推进。与此同时，政治上民主法治转型继续受阻、甚至再次受到左祸干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将再一次遭受重创，内忧外患祸不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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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成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北极区域法律治理的框架建构宗旨应是尽可能地保留北极地区的国际海底区域，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些有建设性和参考价值的构想和完善建议。随着自身发展，中国将更多地参与北极治理之中。因此，从北极区域法制框架建构的角度对此加以探讨，既有现实必要性，对中国自身而言也有战略前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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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理论研究室工作主任、研究员,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民主与民主化理论研究,著有《人性、政治与制度——应然政治逻辑及其问题研究》等
清廉是最大的平安，平安是最大的幸福，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构建一个制约严密的制度体系，才能使清廉者得以奖进，才能使浊腐者得以惩退。以至“人间惨剧”不再“显现”，“官员自杀”不再“问题”。这是于己、于家、与国，皆大欢喜的长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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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开杰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研究员,研究领域:比较经济学、社会政策、产业经济学、区域发展与战略
理论和实践表明，精英流动给社会变迁创造了可能。然而，因为精英流动受阻，我国传统城镇化道路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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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东亚国际关系
从现实来看，随着国家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的利益诉求也出现扩展，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得以加强，不可避免地对既有利益格局构成冲击。尽管原有的利益分配规则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渠道和路径，但美国并未就如何容纳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做出合理设计，也没有形成国际利益分配再调整的基本规则，甚至还存在心态上的不适应和行为上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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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德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副主任、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管理,著有《文明的轮回——生态文明新时代与中国文明复兴》、《现代公共政策概论》等
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着两个逻辑：一个是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工业文明的逻辑，一个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来的生态文明的逻辑。两个逻辑代表着两个时代，也代表着两条发展道路。在中国，对生态文明的解读离不开中国的乡村，生态文明不是单纯的环境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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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实际上，从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它的最直接、最深刻、最现实的意义就在于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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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生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日本外交、经济外交、国际关系,著有《经济外交》等
在安倍执政的期限内，日本国民难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扭转对修宪的态度，因此，安倍政权很难实现修宪。但是，从大趋势上来看，日本宪法的修改，迟早都要进行，这是一个挡不住的大趋势，不过很可能是在一个相对温和的政权手中得到修改；对于温和的政权，民众不必担心它会把日本带向战争之路。
宋清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各界期望选后政治进程顺利进行，但毋庸讳言，缅甸民主转型刚刚开启，政党、政要、民众、媒体、军队等的民主素养还有所欠缺，甚至存在着诸多不理性因素。大选涉及诸多党派和个人的切身利益，选后难免出现一些问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