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导,研究领域: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政策等,著有《当代中国的社会保障》等
顾严
中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社会组织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既创造就业机会，又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为此，我们通过对现实分析研究提出了人口结构低龄化、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社会治理结构多元化的改革取向，供政策决策部门参考。
王宪举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2015年俄罗斯通过反对西方制裁、打击亲西方政治反对派、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等措施，增强了俄罗斯各政治力量的凝聚力，保持了政局和社会稳定。尽管目前政治、经济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俄政局的基本稳定可以预期。
姜峰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宪法学、比较司法制度、美国宪法、政治学,著有《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联邦党人的宪法与政治思想》等
诉讼救济与政治机制不能相互替代，否则会导致二者功能紊乱，造成司法过程与政治过程的双重失灵。缓解法院负担和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从国家治道变革的宏观视角下予以重新观察，应当通过疏通政治过程，从根本上减少司法负荷。
王维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副教授,研究领域:传媒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新闻史论与新闻教育、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著有《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等
翟秀凤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逐渐把向世界传播、输出美国价值观作为巩固其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手段。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将文化价值观输出和意识形态安全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形成了以美国国务院分管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为具体职能领导的庞大机构。
葛汉文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教授
“新冷战”的说法倒不是空穴来风。当前的国际形势，确实与冷战爆发之前有所类似。岛叔翻阅历史，反观当下，发现欧亚大陆从西到东，都有cosplay几十年前局势的风险。
林采宜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汇改使得人民币中间价失去了以往传递央行政策信号的作用，此前央行控制下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波动区间也名存实亡。少了中间价的指引，市场难以了解央行的政策意图，只能尽量提前购汇、推迟结汇，央行只能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持续干预，来表明其对于人民币汇率不存在贬值基础的立场，以改变市场预期。
葛洪义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特聘教授,研究领域:法律本体论、法律方法、地方法制等
当前中国司法改革必须妥善处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顶层设计依赖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也必须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敢实践中推进。以一线法官检察官为本、面向基层、眼睛向下的司法改革实施方案，才能取得预期成效。
谢鲁江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转型及结构调整,著有《国企改革30年》等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取代行政控制手段的主要的方式，就是契约化。现代市场经济就是契约化的经济。在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中，以契约化方式作为构建新体制的骨骼支架，是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和运行要求的，也是国有企业市场化、资本化必然要采取的行为方式。
苗连营
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著有《和谐社会的宪政之维》等
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监督机制是立法法中有着密切联系的两项重要内容。新修改的立法法试图通过对立法权限作出划分，以使各立法主体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规范、有序地进行立法活动，具有进步意义。但无论是修改前的立法法，还是修改后的立法法，对地方立法的范围始终持一种虽放仍收、虽授犹控的审慎心态，存在一些缺憾。
沈士光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补短板”是今年上海市委的一号课题。顾名思义，补短板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把工作中的不足、弱点加以改进和提高。补短板的过程也是补“精神短板”的过程，或者说要补好短板，首先要补好治理者的公共精神短板。
李迅雷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如果说2010年之前全国的房地产市场走了一轮全面普涨的大牛市的话，那么，2011年之后只能说是结构性牛市了。因为随着流动人口增速的下降，房价受资金面的影响开始上升。
尤元文
新闻观察员,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副局级组织员
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需要做好国家层面上的战略规划，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养老需求，创新理念，大胆实践，积极推进养老方式的多元健康发展。
袁倩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大城市出现的“城市病”与东京在不少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借鉴东京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创新合作形式、治理理念与顶层规划，有助于妥善应对城市社会治理遭遇的诸多问题。
李永清
深圳行政学院教授
在城市人口高密集、高流动、交通拥挤、事故隐患等不确定的风险源无处不在，安全运行风险剧增的背景下，有必要全面构筑具有前瞻性的城市风险治理体系，降低各类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提高城市的安全度。
曹锦清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著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如何在分散的个体经济之上重建一个组织，是当代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使命。组织本身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提高农村对城市谈判能力的唯一途经，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新农村建设确定为组织建设的原因。什么叫做组织？关键是要确定这个组织的有效性，权威的形成，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文化机制来保障。没有文化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的组织建设，而没有组织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单靠我们政府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把八九亿农民背进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在我看来，不大可能。
刘满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高级经济师,主要研究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及政策、区域经济等
正是基于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实际，我国政府新一轮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一国范围，明显带有“国际化、全球化”视野，对全球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