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松年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潘波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学院2016年访问学者
财政供养人员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我国法律政策中的财政供养人员以编制管理为基础,基本范围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但在实践中还有大量不纳入编制管理的事实上的财政供养人员。现行制度对财政供养人员的认定范围过于狭窄,导致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应当理性认识财政供养人员的积极意义,合理界定财政供养人员的范围,通过加大行政编制调整力度并细化其核定标准、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建立公务雇员制度、完善法律法规等途径,构建科学合理的财政供养人员制度体系。
王东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教师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出版，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也掀起一次热潮。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再次被一些学者提起。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中，有三种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倾向性观点需要澄清。
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联席院长。当代“新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三权分置”的真正创新特色在于把“承包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利。这就在理论上认可了实践中已经大量出现的独立于经营权的“承包权”。如何看待相对独立的“承包权”这一概念？我认为，可以借鉴英国历史上的土地“保有制”来深化我们对中国土地”承包制“的理解。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序法、公共治理、港澳基本法,著有《香港政改观察: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等
中央政府从未关上普选政改大门，“八三一决定”仍然是政改法律基础，但未来进展需要反对派的“忠诚转化”，需要新的相互信任与共识。政改是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内在命题，是一个制度之坎，但也就是个坎而已，当新的制度共识与新的国家观逐步在香港人心中扎根成长，未来的发展前景依然宽阔，一国两制的生命力依然鲜活强健。
林毅夫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由于不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能使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能什么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什么可能的产业升级都提供帮助，因此只能策略性地使用其有限资源，优先帮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这种有选择性地使用资源帮助某些产业的企业家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措施就是产业政策。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等
应当对国企的部分股权进行私有化，以解决国企面临的债务压力。尽快扫清私人企业融资难、行业准入高的现状。服务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但是必须要警惕的是，大量就业人口都处于低端服务业，这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潜在GDP增长并不有利。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委员,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在2020年前后能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但这一过程的挑战非常多，需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经济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张五常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著有《佃农理论》等
房价上涨会导致居民的预期财富上升，就会导致开销的增长，而一旦房价大幅下跌，就会使得居民消费出现困境，进而导致大萧条。张五常呼吁对新劳动法、反垄断法进行修改，并且积极引进外资。在其看来，中国是大国，不能只有高科技产业，对于工业要更加重视。
林毅夫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其以金砖国家、新加坡、韩国等例子分析称，部分国家并没有中国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但同样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甚至下滑幅度比中国还大，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引起的需求不足。林毅夫还预测说，发达国家由于政治的拖累，很可能陷入如日本那样长达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的经济放缓。
胡伟俊
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泛泛的说中国经济中金融风险或者泡沫很大，未来有爆发危机的可能，这种说法虽然没错，但意义有限。毕竟没有人可以说，中国永远不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肯定是在上升的。但更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在过去7、8年里，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大多数都落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