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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长期担任社会学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城市社会学、社会分层

社会创新在目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意义重大。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了经济总量的翻番,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制的创造基本是学来的,但社会体制的创造学不来。中国的社会体制真的找不到样板,该怎么办?只有中国人自己来创造。

陈越峰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行政法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政府规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理事等。参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交通运输部、上海市人民政府等部门起草的多部法规规章论证。

监察关系属于基于公务员管理而形成的特别关系,但是当监察措施涉及公民基本权利时,应受依法治国原则的调整,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在监察措施的过程合法性方面,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妥当设置刑事和行政监察程序的分类与转换,尤其需要充分规定告知、陈述申辩、全程录音录像和听证等关键性程序权利或措施。

郑权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政党只有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引领时代潮流,才能保持先进性。党建话语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了党的建设的发展历程,彰显出了党建理论的创新发展。

殷啸虎

上海市社科院法律所副所长,华东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华东政法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华东政法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馆长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宪法对特别行政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行政区域所实行的基本制度的安排。目前在“一国两制”问题上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识,即片面强调“两制”而忽视甚至不讲“一国”。事实上,“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是“一国”,而“一国”是基于对国家的认同,而国家认同首先是通过宪法认同来实现的。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钟震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德意志银行是德国乃至欧洲最大的全能银行,被视为德国金融业稳健经营和稳健监管的典范,曾成功抵御两场大危机的冲击。但近年来,在自身经营失败、金融监管盲区和美国刻意打压等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德意志银行逐渐陷入危机。以德意志银行危机为鉴,宜深刻反思我国金融监管盲区,从而更有效地防范我国金融机构跨境经营风险和深化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葛剑雄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历史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等。

我们虽然对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很熟悉,但是对丝绸之路本身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概念,我们中国人发现了它的历史价值,所以现在都在用这个概念,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再现或者延续,而是一种创新。

李伯重

中国经济史学家,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等多家国外名校客座教授。著有《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江南农业的发展》等。

商书在“利”、“义”关系问题上,对商人的要求便是重信义,守然诺;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商书反复强调在商业运作过程中,不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诚实无欺,重恩守信。在这些商人教科书中,伦理道德教育被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这种教育,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深入到了商人的内心深处。儒家伦理以义为重,利为轻,反对见利忘义。

张千帆

著名宪法学家,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曾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要推动中国宪政的实质进步,我们还是需要制度的支持。什么制度?首先当然是周期性的选举、党内民主、党外竞争,等等。只有通过选举,才能够让政府真正对人民负责。其次是不同权力中心之间的制衡,尤其是司法的相对独立性。要让我们的宪法真正成为一部“法”,要让中国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我们不仅需要主动、积极维权的人民,同时也要有一套制度,让人民看到这套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制度维权的希望。

汤建军

法学博士,研究员,湖南省省情与对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青联社科联谊会委员,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湖南省青联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生导师等职

要有让人才成就梦想的事业。古往今来,雄才大略总是要成就一番丰功伟业。没有伟大事业特别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千秋伟业,难以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我们的伟大梦想,实现“两个一百年”雄伟目标就是我们的共同梦想。

凌友诗

香港大学政治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两制”不断强化,而“一国”得不到足够重视,“一国两制”的实施实已走样、变形。如今香港与内地融合不畅、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拉大;人心远离,港独冒出头来;政府管治散漫,行政立法关系龃龉;中央对特区政府的权力未能落实,部分权力甚至遭受香港法院的侵夺;此皆归因于二十年来中央对香港的绥靖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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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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