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雁欣
浙江财经大学讲师,研究领域:经济伦理学、西方伦理思想史
龚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著有《青年伦理学》等
功利论、道义论、契约论和德性论是当代规范西方伦理学的四种进路。“进路”就是方法，即以某种基本原则或命题开始，展开伦理学的理论，提出伦理学具体原则和规范。进路不同，提出的伦理原则或规范也不同，从而使得伦理学理论呈现出多样性的特色。
陈兵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近年来，我国反垄断法制建设与实施虽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也暴露出《反垄断法》及其配套制度实施所面临的困境，尤其是在地方反垄断执法中仍存在被动、消极、执法能力弱、执法水平低等现象，大大削弱了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和“自由企业大宪章”的现实效力和法律权威。反垄断法欲有“威”，必先有“效”。故此，当前必须着力解决的是使反垄断法在更广的范围内有效，尤其是在地方市场经济规制与市场治理中有效的问题。
唐皇凤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理论博士生导师,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湖北省政治学会理事、湖北省政协研究会理事
精细化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主导战略, 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诱人的发展前景。但是, 城市精细化治理应该服务于更为高远的战略目标, 我们也应该更多关注其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 以及实施精细化治理可能蕴含的内在风险。通过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双重困境和内在风险的分析, 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构建美好城市的根本原则, 不断夯实城市治理的政治基础。
陈元
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企业杠杆率太高，归根到底是因为股本金来源不足。因此，中国金融业真正的问题在于股权和债权的失衡，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规模失衡，股权少，股市发展不充分，是个股权赤字经济。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数据中，6%是股本，其余94%则是银行贷款，因此中国的融资结构是债务型，存量融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卢福营
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中心首席专家
派系是农村社会成员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派系具有派系利益的表达与保护、公共参与的动员与组织、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重要功能。派系和派系竞争促使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建构起一种以派系为核心，主要按利益关系的大小和紧密程度向外扩展的新型差序格局，村庄公共权力基于派系关系进行配置，村民自治的运作发生了多方面的形变。
袁伟时
爱思想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等
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
廖林燕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新形势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振兴，必须同时创新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尤其是要构建能够适应边疆地区乡村社会发展需要以及能够满足乡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通过优化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转变治理理念，健全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方式，从而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整合，实现乡村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不同宗教之间的和顺共处，促进人们的安居乐业。
刘艳红
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研究领域:犯罪成立理论、刑法解释论
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兼具“行纪检”调查权的特质，但又不同于其中任何一种调查权，其对职务犯罪的行使也就无法再适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然而，“行纪检一体化”后所形成的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定位异常模糊，不仅容易招致程序正义的质疑，也对人权保障有一定的挑战。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刘哲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新供给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新旧动能转换的不断推进，在不出现系统性经济风险的前提下，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既有质的积极变化，也有量的边际提升，既是“L型”增长水平上的供给体系质量的改善，也有经济增速的稳步复苏。
邹小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对于开明专制论，学界一般比较注意其在清末提出时的基本主张以及思想界对它的批评，而较少关注其在民国初年的情况。梁启超等人在民国初年仍然坚持开明专制论，他们恐惧革命之后可能出现的暴民专制，忧虑革命再次发生的可能，希望依傍现有的政治权势，"行开明专制，以向宪政过渡，但终为政治权势所玩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