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官方首次发布绿色发展指数，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人民福祉，而且有利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地球村”，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认清时代，聚焦目标，万众一心，千方百计，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数据都显示，电子政务的使用率普遍不高。除了极个别国家（如新加坡）以外，民众登录政府网站的比例长期稳定在三成左右，通过政府网站办理业务的比例则更低。即便很多国家进行了大量尝试和努力，力图完善政府网站并提升用户体验，但是使用率却一直迟滞不前，似乎到了一个无法逾越的瓶颈或“平原期”。我们发现，政府网站绩效同民众对在线信息和在线服务的使用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同在线参与的使用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钟伟
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2018年有可能是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乃至政治社会环境复杂多变、黑天鹅频出的一年。这就要求中国金融政策偏向于保守和谨慎，但这种保守和谨慎也不能过严，也要留有政策斡旋和调解的余地。2018年需要防范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叠加甚至引起政策共振的风险。尽管2018年是黑天鹅频出的一年，需要政策相对保守，但是也不能因为强调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政策从上到下层层加码，造成超调。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大国经济体对地方财政管理都有比较完备的激励约束制度框架，地方政府的自我约束、中央政府(联邦政府)法律和行政约束以及金融市场约束共同发挥作用。对于少数地方政府财政管理不善的情形，也有相对合理的风险处置和责任分担机制。对比大国经济体的经验，我国地方财政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还很不完善，需要抓紧改进。
沈建光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十九大之后，中国房地产已处于十字路口。尽管当下仍有不少观点坚信中国房地产难以走出屡控屡涨的怪圈，但从本轮调控的六大不同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很可能已经处于巨变的前夜，或迎来新时代，特别是房地产税的加快落地以及地方与中央财权与事权的理顺，将从根本上摆脱土地财政的顽疾；而更加注重增长质量而非速度，缩小贫富差距的新要求也使得未来中国经济需要降低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通过改革与创新寻找中国经济的新动能。
许经勇
曾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厦门大学出版总编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方式,第一步改革是通过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制,实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分离;第二步是把承包经营权再分解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三权分置",为经营权流转以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第三步改革,也称农村"三块地改革",即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使其从权能不完整到还权赋能。
姚国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监督、合宪性审查的实施机关，但在实践中，由全国人大承担日常性的宪法监督或合宪性审查并不现实，2000年《立法法》落实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但也限缩了其审查范围。实践中，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立法法》实施以来，因公民或社会组织提出审查建议而导致相关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被废除或修改的案例亦经常见诸报端。但总体上，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进展缓慢。
石亚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红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中央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为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行为提供了基本的标准，包括主体选择标准、互动方式、参与原则等等。但是，由于中央政策本身为地方政府预留有许多解释空间，出现了央地政府间政策距离现象。基于此，应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改革价值导向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统一起来，并在同一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保证政策工具发挥正向作用，形成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组织在自治空间与合作空间的并行推进。
徐海波
海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童伟华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为实现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需要维持好各种价值之间的平衡，不应过度依赖刑法对金融市场中的民间借贷行为进行规制，毕竟，民间融资的逐步合法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追求秩序与安全价值的同时，绝不能忽略效率和自由价值的保障。值得强调的是，化解民间借贷泛刑法化危机的路径侧重于实践操作层面的探索。应当对民间借贷进行实质解释方面的合理限缩，同时在立法上对民间借贷进行优化设计与完善。
赵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