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波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陈武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以安全为中心治理社会风险，不仅要求将安全作为优先的价值目标，在安全与发展、安全与自由等价值冲突的权衡中更倾向于安全；而且要求在科学手段上通过应急管理、风险治理和危机治理来实现结果的安全。以安全为中心治理社会风险为发现“中国经验”提供了新视角，亟待中国社会科学界开展理论研究。正确理解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勇于纠偏，全面提升安全治理，并通过跨文化交流减弱和消除西方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安全治理实践的负面理解。
张一
首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去杠杆的核心在于去产能，没有过剩产能的出清也无法真正实现去杠杆。当前，中国经济在外需的拉动下进入一个相对较强的景气周期，为在避免更大社会冲击的前提下有序去产能提供了契机。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手段和行政措施应如何配合以更好适应需求的结构性变化，财政如何更好发挥托底作用以防止社会问题，如何更好地公平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都是政策制定者应认真思考的。
黄益平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2017年已经开展了相当多的工作，包括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稳会”）、推出一系列监管措施，如对互联网金融的整治、加强对资产管理行业尤其是银行通道业务的监管等，2018年可能会将这些方面的工作提升到更高的高度。
祁京梅
国家信息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
二战以来，日本的多轮产业政策对产业成功转型、经济高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引导调整作用如此之大，不仅仅是由于产业政策本身的内容较好，而且与制定、推广和贯彻产业政策的组织方式和体制制度有很大关系，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课题组
执笔:牛犁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
闫敏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处副处长
进入新时代，追求新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同时，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顾昕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创新政策既不是国家行动者的单边主义行动，也不等同于政府自上而下命令与控制型的行政治理。能在增进市场、激活社会、创新政府，亦即在市场机制、社群机制和行政机制如何相得益彰上做好文章，推动国家公共治理体系的创新，创新型经济和形成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才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虞崇胜
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扬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界,可以将中国的现代化划分为侧重点不同的两个“半程”。“前半程”主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而展开,而“后半程”则聚焦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而要顺利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就必须紧紧抓住制度变革和制度执行这两个中心环节。在一定意义上讲,制度变革是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制度执行是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保障机制。
同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我们所调查的百余名员工所在的企业有比较好的职业安全防范措施，为工友们提供了比较好的工作条件，但是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安全问题：一是职业安全条件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企业应主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主动与工人订立合法的劳动合同，为其购买社会保险，提供职业安全培训和劳动保护用品。二是工人的安全防范意识还需要提高。许多工人缺乏基本的职业安全知识，对工作中的安全隐患不了解，更不知道如何处理。因而，遇到职业安全相关的问题时，往往不知所措。
盛来运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进”体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上，“好”体现在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和新动能的成长以及质量效益的提升上。 但稳定运行的基础还不是很牢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比较突出，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主要的“拦路虎”。从今后一段时期看，虽然潜在生产率仍有下行压力，但由于新动能成长和体制改革的红利等持续释放，我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稳定运行。
许小青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与认同，毫无疑问是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文化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命运。《重塑中华》以“中华民族”概念符号为中心，系统而深入地叙述了清代至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确立、传播、强化与普及的历史。这一历史不仅强烈影响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还将继续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