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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景天魁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西方学术界一直在不断超越自己,他们形成了良好的理论更新、理论批判、学术评价的机制、风气和习惯。这倒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他们“主义”迭出、学派林立,你论我辩而不人身攻击,各持己见而又相互启发,只讲学术不论交情。这样,他们通过相互启发、相互促进,成就了西方社会学历久弥新的局面。相比之下,西方人对自己的“经典大家”似乎未必像我们那么尊崇,对他们批评驳难,习以为常。缺失了独立自主,难言真正的学术精神;而解决不好中西古今问题,又哪里能有独立自主?

吴忠民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

从原因上看,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出现是必然的、正常的;从功能的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将社会矛盾的压力变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契机和动力,并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从严重性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属于“温和”和“可控”的,远远没有达到“严重”的地步;从演化前景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的“困局”完全能够得到有效破解。

陈文胜

湖南省社科院城乡一体化研究智库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

无论进入什么时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决不能动摇。尤其是作为人多地少的全球人口大国,农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因此,“中央一号文件”逐渐成为中共中央重视三农问题的专有名词,强调作为“重中之重”的地位,主导着中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变迁,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的不断转型,确保了全球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才有震撼世界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

邹士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未来十年是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中部崛起的新定位已经包含所有中国未来十年支撑经济发展的重点,中部崛起必然成为引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力。

肖立晟

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2016年债市去杠杆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基准利率上行作为支撑,打破债市对低利率环境的预期,一旦债市调控结束后,投资者将会重燃加杠杆的热情。央行结束低利率环境可以降低风险偏好,抑制企业和银行的冒险行为,为供给侧改革去杠杆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此次在宏观经济层面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呼声已经逐步消失,央行调整基准利率的意愿会不断提升。

刘立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2016年以来,投资增长再次低于经济增长是结构转型引起的积极主动调整。以往投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最多持续4年,当前,投资的基数已经很大,固定资产投资率更超过了80%,又有结构调整的迫切需要,投资较低增长的情况可能持续更长时间。2018年,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变的效果将逐步有所体现,政府融资体系趋于稳定,民间投资预期趋于改善,全社会投资增速预计略有回升至7%。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南

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陈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投资系主任、不动产研究所执行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明志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北京版的共有产权房,尽管更加接近中央最近多次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炒”的政策目标,但未来发展依然有不少改善空间,比如与商品房的政策界限要更加分明,发展要更加社会化。在实践中加快对共有产权房制度的完善,将成为推动城镇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契机。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中国可能需要实行更具普惠性质的社会政策。这就需要提高政府社会政策的统筹级别。经过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足够条件来提高统筹的级别。这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达成,逐步地从市一级提升到省一级,最终实现国家层面的统筹。统筹制度建设对扶贫所带来的效果,会远远超越80年代以来到现在为止的各种扶贫方法。

风笑天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十多年生育意愿调查的实践表明,研究者通常采用“理想子女数”或者“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来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但实际上,“理想子女数”所测量的只是人们对生育的看法,而不是人们对于生育的意愿,因而测量效度不高;“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则是在有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中假设没有政策,因而也不能很好反映人们的真实意愿。意识到现有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局限性及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将其作为制定人口政策重要参考时应特别注意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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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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