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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民主问题和党内民主等研究

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针对着那些不适宜、有弊端的具体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40年来,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把握住五个着力点,展开了八项改革任务,要达到“六化”目标,遵循着三大改革原则。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根据现在的市场估算,2016年美国移动支付规模为112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为9万亿美元。移动支付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支付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手段,无现金社会的确正在向中国快步走来,但如果政策法规环境跟不上,这种金融创新为社会带来的只是风险,而不是进步,只要对比现在就应该做而实际还没做的事情,就可知道中国的金融风险实际是大到没有边际,现在谈中国的移动支付的未来,甚至是无现金社会,基本就是扯淡!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凡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采用规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内在逻辑的推理和论证,实事求是地来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当然,尽管属于同一范畴,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理论和结论,这不奇怪。因此,对学术讨论和研究,不能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攻击别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黄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目前我国金融科技的优势在于应用层面和市场规模,但中国市场不应成为外国技术跑马圈地的地方。我国必须加大原始创新技术研发才能实现真正引领变革。当前正在开展金融科技革命是一场全球的竞争,无论是发展技术,还是加强监管,都应该立足于全球化来谋篇布局,考虑全球各国的联动性,否则我们采取一些过于严厉的措施,可能会把中国金融科技的人才、技术挤到海外,让别的国家坐收渔利。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微信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无须一种专门的社会的组织,零成本的进入和退出,但又无形之中构成了一种庞大的靠网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只不过是一种在性质上是虚拟化的而其成员又不在现场的团体组织。这基本类似一个没有时空限制的自由市场,形成一种网络平台资源的自由获取、共同分享的机制。这在打破既有的层层思想的审查上算是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也因此,控制和筛查这些自由市场的声音,使之形成某一种或某几种的声音变得不再可能。

张劲松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研究院教授

汤雅茹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府作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由其主导的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政府和企业合作共治的生态治理体制,既有利于发挥政府的服务优势,也有利于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政府生态治理主体角色过于强化,而企业主体意识又显缺失,两方面的原因阻碍了共治体制形成。因此,促进政府与企业共治体制的形成要正确定位政府主体角色,培育企业主体意识,然后通过政企互动重塑生态治理共治的监督体制。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无论是选择哪个指标,都暗示着同样的事实,即中国家庭的负债程度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且,近年来中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且集中在房地产领域,难免会引发人们对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的担忧,特别是自2016年年底以来,由于规模和占比控制,按揭贷款受限,居民被迫借道高成本、短期化、风险大的消费贷款,甚至互联网金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过桥贷款”等等,过度加杠杆进入楼市,从而让本处于安全区的居民杠杆率,开始显现出结构性风险。

刘学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往往只考虑一时的宏观形势,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便出台大量政策,恨不得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由于民间投资是让私人掏钱干活,基建投资更多地是政府掏钱干活,这样的政策对基金投资非常有效,但对民间投资的短期刺激作用就非常小。激发民间投资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有政策的稳定性、一贯性、精准性,要着眼于长远,让民营资本看得见未来才能激发投资热情。

肖新艳

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副研究员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会顺应这一矛盾转换而发生变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缓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要更加积极推动外贸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持续推进“五个优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附加价值,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王春城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评估中心副教授

“政策精准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应然属性,要求其达到高水平“精细的准确”状态,进而生成与运行“精准性政策”。“政策精准性”从根本上源自其核心要素,主要取决于对政策主体的精准规定、对政策客体的精准界定、对政策目标的精准设定、对政策工具的精准选定。“精准性政策”的实现,需要在精准研策、精准制策、精准施策、精准评策等各个环节综合发力,实现整个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的全面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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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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