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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中国债务规模和杠杆率上升速度较快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是否就此判断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既不合理也非全面。中国债务问题需要放在中国经济结构和制度性成因的大视角中去考察,需要全新的解决思路。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必须强化央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管理职能,增强财政体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的协同性,清晰界定财政与中央银行的职能,防止产生财政变相透支问题。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在金融市场上,由于资产泡沫迅速膨胀、杠杆率急剧攀升,最终引发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危机的泥潭。美国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切实改善收入分配并辅以金融结构改革,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逐步转换为消费驱动,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信贷驱动的增长模式,抑制杠杆率上升、全面降低金融风险才有机制保证。美国次贷危机殷鉴不远,我们切不可重蹈覆辙。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国内外经济的转型,需要民营企业走出去, “一带一路”规划,给中国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发展带来了许多建厂、工程、服务等等多方面的机遇。而一些大中型民营企业走出去,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是对外投资对国内经济要有带动作用,比如产业关联、分工协作,带动国内产业发展。第二是投资的项目,国民收入要回流。

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任务。代表作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伦理政治研究》《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讲演录》等。

自晚清以来,由西方人开创的现代“世界”突入自居“天下”中心的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就成为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大课题。对这个“世界”,中国处在后发现代、“被动挨打”的位置,为自己民族的现代不公遭遇感到极度的无奈、愤懑和悲悯。随着中国在经济总量上重回“世界”前列,国人迅即对介入甚至领导“世界”充满雄心。然而,这两种中国世界观均显乖张。理性地融入“世界”,成为其中平等的一员,并克尽自己的大国责任,恐怕才是中国需要着力塑造的现代世界观。

景跃进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经与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选举,如今竟然现身于威权政体的阵营之中。诸如“选举式威权”这样的表述,虽说未必是一地鸡毛,但也确实让人脑洞大开。选举“沦为”威权政体的修饰词,并非事出偶然,亦非学者的心血来潮,它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错综复杂性在知识层面的学理反应。从在民主前面添加形容词,到将形容词的帽子套在威权之首,这一转换反映了比较民主化研究一系列内在的深刻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更换和术语创新(发明新的术语及新的词汇组合方式)是变化之果,而非变化之因。

李强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谈小燕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

通过对于两个中产社区的实证调研,发现了影响社区幸福感的多方面主观、客观因素,包括住房状况、社区设施、社区环境、社区关系、社区组织管理与社区参与、社区文化等。幸福社区不仅指个人幸福,更主要的是一种共同体的幸福。中产社区仅仅具备了建设幸福社区的一些基础条件,而幸福社区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建立市场约束机制、提高治理水平、激发社区活力,幸福社区的建设也意味着不断“型塑”新型社会关系或社区关系。

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理论室主任、博导

农民工大量外出打工、土地撂荒与土地流转加剧、农业集约化生产日益壮大,这是全国许多地方乡村社会的普遍状态。乡村振兴的出路何在?未来一二十年,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大变革时期:新型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趋势不可阻挡;土地股份化,提高土地流转和土地效益;农业集约化,农业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将成为主导性农业生产形态。也就是说:农民城镇化、土地股份化和农业集约化,“三化并举”将是乡村社会结构变革的大势所在。

张衠

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

在数据利用进入深水区,数据监管趋向常态化的大背景下,互联网企业的合规工作要和产品开发同步进行,对产品本身以及各种使用场景中面临的隐私风险进行评估和预判,将隐私保护融入企业创新文化之中。为此,我们期望“通过设计保护隐私”理念可以为企业创意孵化和产品创新提供隐私保护的方法论。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数字经济天生是亲市场、亲生产力、亲全球化的。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它会导致严重的经济不平衡,造成政治与社会不稳定。中国必须建立更有效的制度,来处理企业的倒闭,承受损失,管理风险与不确定性。中国尤其需要完善破产程序、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可靠的公共住房以及减少不平等的累进税制度。与此同时,为应对市场滥用,中国应出台更健全的竞争法和反腐机制,以及更强有力的环境法规。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正是因为这些人口红利,使得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禀赋,因为世界上具有潜在人口优势的国家不只是中国,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印度也有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进行改革和开放,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对了的时候,才可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想强调的还是改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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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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