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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梁治平

著名法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说理的社会里,这样的社会更文明、更美好。一个社会里的人遵循某种共享的规则而展开的表达、论证、说服活动,就是说理。说理是一种主体间的活动,所以它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思想方法、行动方式,更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样式。

姜峰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尽管“税收法定”原则已经由《立法法》确认,但其蕴含的财政民主价值在我国面临严重的流失风险:一是在人大与政府的关系上,经由不严格的授权立法赋予行政机关过大的征税权,削弱了对税收的立法控制;二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既以“法定”为由禁止地方税收立法权,又在税权高度中央集权的情况下怠于向地方转移必要财力。行政化和中央集权构成了对财政民主价值的双重背离,也妨碍了公共治理的绩效。所以,必须把财税改革置于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功能的视角下来理解和推进。

李崴

全国政协常委

黄文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特邀高级研究员

虚假的统计和离谱的预测导致政策失误的危害胜于贪腐。应成立向高层负责的独立于统计和计划生育部门的调查委员会,检讨有关人口统计和预测的重大失误,以及为何几乎所有的统计和预测都一而再高估人口增长,针对渎职、误导甚至造假行为追究责任。委员会可以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及专业学者。

何怡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潘士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

施康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徐隽翊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描述的是供给端的产业结构不平衡、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供需错配可以看作是这一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从供需错配的角度对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更深入的解读。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已经能够基本满足人民的物质生存需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供需错配相比,新时代供需错配的最大不同点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焦点已经从“如何生存”转移到了“如何高质量地生活”上。

谢志强

中共中央党校

姜飞

山西省纪委监委

官场“忽悠”的实际情形千变万化、举不胜举,只重形式、热衷口号、走过场不求实效等官场“忽悠”形式,无不表现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倾向,长此以往,必然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影响。作为社会历史现象,官场“忽悠”层出不穷,短期内难以绝迹。要强化主体责任落实,从具体问题抓起,严格监督执纪问责,久久为功,尽可能使官员不“忽悠”、不折腾,让民众反“忽悠”、反折腾,共同坚持和践行好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刘俊祥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学理论、比较宪法政治、中国政治发展与公共治理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梅立润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地方政府机会主义可能会耗散性危害治理强国和现代化强国建设所必需的中央权威、治理合力、政府公信力和综合国力。因此,从顶层制度设计来讲,要有效地防治地方政府机会主义的耗散性危害,就要以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制度化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和有效的政府治理的“四个有机统一”为政制原则,在巩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筑窂监督民主制的制度笼子。

胡敏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这就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调整人口再生产类型提供了基本思路,其中包含着人口政策调整、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养老金保障体系改革、就业政策和职业培训计划改革等。另外,还要通过灵活的财税金融手段,切实降低城市生活成本负担,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增强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那些有意愿生产二孩的家庭“想生生得起也养得起”。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的族群关系、教育、人口迁移、边疆社会变迁。代表性著作包括:《西藏的人口与社会》《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社会学导论》《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等

中华文明有五大特质,即:世俗性;追求“天道”而不是宗教情怀或个人主义;具内部凝聚力、地区多样性和对外来文化的罕见包容度;跨文化交流时推崇“和而不同”和“有教无类”;群体认同的核心是“天道”而非西方的“民族主义”。中华文明的这五大特质与西方以一神论为主流的宗教特质以及僵化看待体质-语言差异的民族主义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是我们今天在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体系和政治格局时需要关注与继承的宝贵历史遗产”。

肖金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所前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侯任理事长

未来大城市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这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我们要有对策,要通过规划和管理,能够使“大城市病”减轻甚至根治,使居住在城市的人们生活更美好。首先,要考虑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次,要建立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再次,我们要规划发展城市群。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装备制造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性、基础性产业。装备制造业转型和质量升级,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改善供给、扩大需求,促进产品产业迈向中高端。在全球制造业格局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到来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是当前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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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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