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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张海冰

2021年可能实现的高增长,存在一定的“数据假象”——这种数据假象不是人为制造的虚假数据,而是由于2020年特殊情况下较低基数形成的同比数据假象。如果我们假设2020年经济增长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实现了6%的增长,则2021年增长9%的GDP规模所对应的实际增速只有4.89%。因此,我们对2021年的高增长数据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经济仍然处在恢复性增长过程中,实际恢复水平不足5%,尤其是其结构性不平衡和增长动力可持续性及潜在风险仍须高度重视。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

未来五年依然是一个超级时代。在这个超级时代,我们面临的风险前所未有。所以,未来五年是中国的关键期,保持中国经济相对稳定,带来格局和博弈的质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作出一系列的考虑,一是如何突破卡脖子的约束,二是如何改变不对称的博弈,三是如何在博弈激化中稳住基本盘,四是在新一轮大变局中构建新的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五是在世界动能弱化的时候如何构建国民经济循环的新动能。

曹泉伟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金融学教授

陈卓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民生财富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想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民生财富管理研究中心研究专员

王平凡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民生财富管理研究中心研究专员

发放消费券是我国地方政府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居民部门的需求缺口和企业部门的供给紊乱使用的重要短期调节手段,通过“促进终端消费—企业扩大再生产—企业用工稳定—员工收入提升—消费需求增加”的良性循环机制来实现消费端和供给端的共同恢复。此外,数字消费券是我国地方政务系统多年“数字化”和“智慧化”努力后迈出的一步重要尝试。除了消费券的发放和使用依托微信和支付宝等数字支付平台外,消费券的发放总额、“最小杠杆”等设计特征也实现了“数字化”决策,既考虑了自身的财务情况,也聆听了民意。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刘薇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决策,也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如何更为畅通地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着力点在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更深层次制度创新,充分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推动构建更为完整的经济内外循环体系。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需要在结构改革政策、需求管理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结构改革政策的要义在于补上重要的短板,应该把近3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作为接下来结构改革政策的头号目标。需求管理政策方面,应该是降低利率,把利率政策工具用足;如果还不足以扭转局面,则可以扩大预算内财政支出。对外经济政策方面,一要积极参与CPTPP等国际经贸协定,与国际社会协力抵制垄断行为;二要把科研和高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之门开得更大,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充分调动市场自发的力量打破垄断;三要在基础科研领域引入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基础科研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颜嘉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体制改革释放的经济活力,区域性开发扶贫项目创造的机会与能力提升,以及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歼灭战,实现了人类史上伟大的减贫奇迹。但是,致贫的原因非常复杂和多元,减贫也必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摘帽”后的贫困表现为贫者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农户能力贫困引致返贫的风险;农民工权利缺失与城市相对贫困的关联;乡村老人的生存与发展困境。建议将持续减贫纳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战略,以乡村产业革命增加乡村贫者发展机会;通过城乡相互开放提升乡村价值;全面实现和保障农民权利;重塑乡村老人的生存发展境遇。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总助、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进入纸币体系后经历的第一场全球性大疫情。纸币体系下政府所拥有的无限货币创造能力,与中国庞大过剩产能的结合,让经济社会有了快速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能力——这是新冠疫情与之前全球大疫情最大的不同。因此,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全球大循环被重建了起来。中国产品向美国的输出会换回美钞,从而推升人民币汇率。在新冠疫情走向终场的过程中,重估中国将是全球资产市场的一大趋势。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刘斌

清华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既暴露了我国产业链的短板,也凸显了我国产业链的长板。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中美贸易不确定性以及全球生产分工的放缓,我们既要致力于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补短板”,同时更要注重“锻长板”,以“锻长板”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目前,我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设施以及强大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未来我国须进一步强化自身的传统比较优势,通过“锻长板”提高我国产业链的竞争力和稳定性。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对蚂蚁集团的整改可以看作是中国对互联网巨头整顿的开端。我们相信,国内对互联网产业的监管将比过去更加严厉,约束作用将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监管与发展、合规与效率是否能够平衡?这取决于政府及监管部门的认识和监管水平。监管部门需要在地缘政治背景下,从发展的角度来监管政策影响。对互联网产业的监管,可以以流量经济为核心,将监管重点放在对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平台的适度控制和干预上。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究》课题组

经过持续努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面临新的要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又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在对过去建设推进过程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以建设全球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为目标,通过系统分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新发展格局中面临的新任务,本报告提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长远目标、支撑体系和十四五期间发展重点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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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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