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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易承志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治理跨界公共事务要求超越碎片化行政的阻滞,进行整体性回应,实现区域公共事务合作共治这一制度性集体行动目标。整体性治理不仅为超越碎片化行政指出了可行方向,而且为区域合作共治目标的达成提供了现实的路径选择,对突破跨界集体行动困境、提高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整体性治理的有效推进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从治理目标设计、治理主体塑造、治理机制构建和治理文化培育等多个层面协同进行。

王建学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982年宪法中的“两个积极性原则”与前两部宪法存在本质差别,它不再是计划经济模式下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而是意味着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但由于中央的统一领导在组织基础、事权范围和执行机制三方面的内在冲突,实际分权效果不尽理想,致使两个意义上的中国并存,一个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另一个是高度地方分权的中国。有必要淡化中央统一领导的行政色彩并使之转向法律上的中央统一领导,从而塑造更为良好的两个积极性实践。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政府应着眼于公共服务和政策的核心问题,积极建设数据工程,提出基于大数据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身份识别、认证和审批等关乎民生福祉的公共服务方面,大数据可以实现跨域信息的关联和汇聚,提高企业和民众的办事效率。

徐林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通过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虽然是一个理论上容易被证明和理解的命题,在实际工作中却并不容易被理解并贯彻。很多城市政府出于自己管理的便利,往往会采取措施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甚至驱赶那些被认为不重要的要素。一些部门出于自身职责管理便利的需要,也会采取简单的办法来阻碍要素的高效配置和利用。恰恰是这些做法,点点滴滴形成涓流,侵蚀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和统一市场配置要素的规模经济优势和专业化分工优势,最终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

牛可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化/发展理论与东亚现代化发展研究、美国社会科学史和大学史、冷战史和美国对外政策史。

18世纪晚期以来,在西方即有拥戴市场和拥戴国家的不同路线之间的对立和抗辩。工业化后进国天然地、或者说可以理解地偏好经济民族主义、强国家干预、计划手段以及“赶超”的目标和战略。东亚是非西方世界之外另一个具有成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地区,生成了北大西洋区域之外的第二个世界性工业化带。“发展型国家”研究就是针对这一历史巨变的系统、深入的讨论。更独到而可贵的是,“发展型国家”的实证研究切实地注重东亚实际经验,能更好地呈现历史经验的多因素和复杂性。但中国国内相关领域似未对此一流派予以足够重视。

孙国峰

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目标导向的监管理念和双峰监管模式逐步成为金融监管体制的主流。2012年,英国借鉴了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双峰监管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中央银行对金融监管的统筹,特别是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从而形成了有英国特色的双峰监管模式,其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

董振华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要高度重视和警惕民粹主义的泛滥问题,大力加强互联网、媒体管理,化解社会矛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整体与部分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更好地应对民粹主义泛滥可能带来的问题和威胁。

刘鸿渊

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陈怡男

西南石油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农地流转内含了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性目标。农地流转改变了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建构了农村新的利益关系,形成了新的集体行动系统。农地返租倒包是农地流转的一种主要形式,农民、村集体组织和农地经营公司三者在农地返租倒包所形成的新集体行动系统中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权力,影响和制约着持续增加农民土地流转收入的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执笔:陈琳 单宁

近期,人民论坛开展多轮公众问卷调查,组织200余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讨,对1200余位党政干部、企业家、青年学生等重点群体开展深入访谈,并参考近十余年来社会思潮演变趋势和国内外理论界研究成果,综合筛选出2017年国内值得关注的社会思潮,它们分别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生态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激进左派、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韩冬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楠迪扬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内地285个城市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为:东莞、深圳、上海、北京、广州、金华、苏州、温州、邢台、长沙。按省份比较,上海、北京、浙江排前三位。华东地区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表现最佳,西南、西北地区相对落后。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政商关系得分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政商关系得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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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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