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周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下而上的选举与自上而下的行政介入之间一直存在张力，当行政介入较强之时，选举便相对失色。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就是在选举无关乎治理的情况下，仍然可维持较高的投票参与率。这就引出一系列迷思:如果选举无足轻重，那么为什么还要选举? 选举又如何可以维持高投票率? 高投票率与确保组织意图实现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这正是本文试图通过对上海市郊农村选举的典型案例来加以解答的。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无论哪个社会，在理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时候，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非现实，因为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是客观存在的。如何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任务。可以这么说，如果中国学者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或者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学者的思维会一如既往地处于“被殖民”的状态，学者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西方知识的“贩卖者”。
赵全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
乔宝云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的一篇专栏文章，引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协同发力、共同做好宏观经济调控的讨论。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地方政府的治理，具体来说，任何地方政府借了一笔钱都必须放在预算里面，预算之外，政府不能借任何的钱，这才是最关键的，而这个工作往往不是财政一个部门能做得到的。
张涛
经济学博士,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近期围绕宏观政策如何协调的问题，有很多热烈讨论，基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作为旁观者，由于不存在政策部门“守土有责”的本分，所以更可以进行事实判断（而不用受价值判断的噪音影响）。
池光胜
东兴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
2018年6月5日，深圳住建委召开了《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新闻通报会，宣告了深圳“二次房改”时代的正式来临。从内容来看，《意见》基本可以与1988年的《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相提并论，是时隔30年后关于房地产在新时代的发展与定位的又一次突破性文件，料将会对中国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美国提出的数字经济，其数字流动、数字贸易是数字产品的贸易，而我们提出的E国际贸易——下一代贸易方式是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数据化贸易方式，即形成以数据化引领形成的贸易流量、贸易方向和贸易方式，从而突破传统贸易方向对我国形成的制约与遏制。
张占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汤铎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
冯煦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景彤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周子勋
我国下半年经济走势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大概率维持原有的低波动趋势，波澜不惊。第二是金融。在政策环境稍有松动的情况下，下半年金融业改革和金融部门调整将继续有序推进，金融市场总体趋于平稳，也有可能爆出个别极端案例，从局部逐步释放风险。第三是外部环境。中美在经济上的角力会长期化、复杂化，这个要有心理准备，就下半年而言，贸易摩擦仍是最大变数。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参与《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国家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
从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来看，法治政府有着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救济法三方面的要求：其中机构和职能法定、服务型政府是行政组织法的内容，行政立法法治化、行政决策法治化、行政执法规范化、政府信息公开是行政行为法的内容，监督与问责的法治化、构建解决行政争议的法治体系是行政救济法的内容，这八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
丁辉
海德堡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
朱亚鹏
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教授
在中央的推动下各地政府在探索创新中形成了以政务中心模式、行政审批局模式两种主要的行政审批改革路径。政务中心模式和行政审批局模式不是前者被后者取代的线性演进关系, 而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发展方向的两个并行不悖的改革选项, 各自有独特的优势和适用性。地方政府选择不同改革路径和模式, 固然要考虑到模式特征和优势是否适合本地需要和制度环境, 但也更受到地方竞争的影响:在没有上级政府干预和命令的前提下, 政府间的竞争可能受两种机制的支配, 一种是同区域间不愿学习借鉴的“排斥”机制, 另一种是跨区域竞争下的积极学习并力图超越的“赶超”机制。
李妮
珠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系讲师
模糊性政治任务的科层运作实质就是地方政府通过组织常规的行政工具，采取常规化、指标化、形式化等行动策略，巧妙转换任务性质，确立任务竞争指标，扩大任务成效的政绩建构行为。由此，作为激励的(中央)政策目标转换为作为认知的(地方)执行目标被落实。就“科层组织”而言，丰富了组织任务完成的过程研究；就“创新”研究而言，提供了组织行为的研究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