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平稳，但近期投资和消费等内需增速均创下新低，显示内需增长放缓。外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美贸易冲突可能影响下半年出口增长。虽然面临较为严峻的内外形势，但中国经济在6.7-7%左右的增速平台已经保持了三年时间，显示中国经济较强的韧性，预计这种韧性仍将在2018年维持。
段炳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应该扩内需、调结构、促实体，眼睛向内的同时，关注重大风险，积极对冲不确定性。财政政策应该关注外部风险，贸易风险首当其冲。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发挥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作用。
姬超
许昌学院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中国村务监督组织整体上已覆盖全国农村,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村务公开制度基本确立,但监督效果不够理想,监督力量有待整合,违规现象广泛存在,不同类型村庄的村务监督效果大相径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村务监督组织外生于村庄社会和经济发展体系,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策建构导致适应性问题;监督主体参与能力受限,监督意识不强;信息不对称,村干部强势主导村务监督体系;制度滞后,依法治村难度大;治理失序,基层政府不能有效应对村庄事务。
钟宁桦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朱亚群
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生
陈斌开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九十年代中国实施的一系列住房体制改革成功开启了住房的市场化。这些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将各种资源引导到了住房投资上，由此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人均住房面积狭小、住房质量低下的问题。不过，住房政策的骤变也对中国之后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1998至2000年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快速上升。而且，储蓄率的提高主要是由那些没有获得公房的家庭所导致的。基于上述发现，可以认为，九十年代住房体制改革是造成中国当下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竺乾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一轮行政审批改革的核心点是简政放权和建立权力清单，它涉及了政府职能核心的权力问题。因此，此次行政审批改革不仅仅是政府行使职能方式的转变，它更多涉及了政府职能定位问题。简政放权和建立权力清单的实质是确立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边界，确定政府的权力范围，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政府职能转变中具有实质意义的转变。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刘磊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渐趋消解。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乡村社会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乡村治理从传统"礼治"走向"半法治化";乡村生活也从"道德化"走向"功利化"。在微观层面具体地表现为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交往减少、公共服务缺位、公共规则解体、公共精神凋零。造成乡村社会公共性流变的原因可以看作是国家权力、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市场原则、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陈立彤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中国对外投资呈现出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凸显出合规风险严重，急需下大力气予以整治。但一些问题的源头很多时候不在企业，而在政府监管。因此，关键问题还在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改进和重构，特别是重构政企关系。最关键的是，政府的监管应当紧盯着那些具有重大违法违规的可能和现象的企业和个人，及时吹哨，一方面要避免企业和个人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另一方面要警惕造成“合规的鸟儿没虫吃、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局面
陈成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最近的问题疫苗事件牵动了大众的神经，甚至引发了全民焦虑。受到问题疫苗波及的，毫无疑问是担心是愤怒；没有受到影响的，也是胆战心惊，诚惶诚恐。疫苗本应守护孩子的健康，为千家万户带来安全保障，谁想到竟然成了家中的安全隐患。面对问题疫苗，追问后如何解决问题，值得监管部门深思。那么在德国，儿童是如何接种疫苗的呢？又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刘尚希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
金辉
经济参考报记者
降制度性成本的对策建议：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加快国企改革，破除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成本；落实科研单位法人自主权，解放人才，推动创新；建立健全政策评估程序，完善政策反馈机制；建立风险缓冲机制，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
伍戈
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依然对钢铁和煤炭进行供给侧约束，并且扩大覆盖范围。我们当时预计五年内完成去产能任务，至少是钢铁煤炭是这样。但是从现在的执行效果而言，很可能今年就彻底完成去产能任务。我们以前认为环保限产只是在采暖季的一种约束，现在越来越多，并且有常态化的迹象，只不过在采暖季的时候约束会更强。所以，“三驾马车”反映的总需求固然重要，但是大背景是供给侧改革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斟酌供给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