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改革土地制度，还需要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各级政府不改变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和以上级评价为尺度的激励机制，不把人民的切身利益、长期福祉和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置于首位，土地制度改革也难以得到保障。必须建设规范的土地交易市场，保证交易合法合规，公开透明，杜绝欺诈作弊，杜绝政府任意干预，特别要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2017年4月,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政治学的供求关系表现为民众需求（人民和社会需要）和政府效能的关系。在以往的学术框架下，人们习惯于从民众需求出发来分析政治发展，沿着“启蒙运动-民主自由-民主运动和民主革命=政治发展”这样的路径来讨论问题。新的政治发展理论要求从政府效能（政府回应能力）出发来分析政治发展，补充分析的思路是“政府回应-制度供给-政府创新=政治发展”。后一种思路更加说明，中国40年的发展实则是中国治理改革创新的结果，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
张文显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博士,历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吉林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如果说人类社会还将有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的话,那将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而是规制数字帝国的法治革命。面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及由信息技术引发的风险社会,必须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开发运用置于法治的规制之中,使之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将其对人类有利的一面发挥到极限,而将其对人类有害的另一面及时拦截于外。
姚尚建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理论研究所所长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城乡分离的壁垒一度消解，但是市管理县体制重新筑起了制度之墙，从而使农村的发展依附于城市发展。在城市蔓延的土地约束和人口膨胀导致的治理压力下，一些中小城市陆续放开户籍等限制，但是在一些特大城市，那些附着更多权利的城市身份仍然拥有捍卫城市壁垒的可能性。这些正是城市化推进的困难所在，但是在如果城市体制意味着对于乡村的持续性剥夺，那么这种剥夺之后的持续高涨的权利主张和社会运动则可能最终瓦解刚性的城市体制。
伍戈
CF40成员,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高莉
华融证券宏观研究员
王彩妮
华融证券实习研究员
随着近期经济下行压力凸显，积极财政更加积极已成为各界共识。尽管如此，明年财政政策究竟会有多积极？预算赤字率会突破3%吗？减税力度会有多大？基建资金缺口如何弥补？这些都关乎明年宏观经济大势的研判。过去20多年我国预算赤字率未有破3%的先例，即便是国际金融危机、PPI持续通缩等困难时期也无例外。养老金缺口掣肘赤字率抬升，若未来还降低社保费率，将进一步加剧财政压力。预计明年预算赤字率有所提升，但难以突破3%。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201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关键一年。一是经济增速换挡还没有结束，中国经济阶段性底部还没有呈现；二是结构调整远没有结束，结构性调整刚刚触及到本质性问题；三是新旧动能转化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转换刚刚开始，新动能不仅难以在短期中撑起宏观经济的基石，同时还面临自身造血功能缺失的问题，宏观投资收益难以在短期得到根本性逆转；四是在各种内外压力的挤压下，关键性与基础性改革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
李永忠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
人性的弱点，决定了人性是变量；制度的“四性”（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决定了制度是个常量。如果只重视人性变量，如同打仗、只重战术。然而，再好的战术，都必然会被重战略的所打败！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谆谆教诲：“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与人性的变量相比，“还是制度靠得住”。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以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为基础，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目标，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为方向。通过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逐步建立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制度体系，为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障。
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恰逢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40年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巨大成就的组成部分，金融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具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70年来，人民银行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引领推动不同时期的金融发展、改革、开放，不断开创金融事业新局面，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刘红岩
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博士后、副教授
农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不仅要遵循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更要以农业生产特性为逻辑出发点和终点。要在确定某问题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前提下，在需求调研和预评估的基础上设计政策方案；着眼于政策目标和公共目标的实现以确定政策执行方式，同时辅以执行监督，确保政策执行行为的规范；以长期性、结果型评估指标为考核标准，引入多元主体和多元方式评估，形成评估的纠偏和提升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