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顾问、政治学教授
五十年代改土地私有为公有, 只花了几年的时间。而在实行土地承包四十年后的今天, 在土地问题上我们仍处于亟待深化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时期。建国后国家经济有三次大的改革、发展, 三次都是从农村出发、又都是从土地问题着手的。今天, 土地仍是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 农村改革仍将担任国家深化改革的“排头兵”角色。土地问题仍然是我们面临的、尚未解决好的课题,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仍然任重道远、事关全局。总之, 深化改革将再从农村出发。
编译:熊一舟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还可以支持亚太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利益相关者可以合作探索对社会有利的应用场景。例如，无人机和卫星正在帮助亚洲农村地区运送医疗用品和人道主义物品，数据分析为救灾工作提供了指导，精细化农业提高了农业产量，减少了有害物质的使用，而人工智能正在帮助科学家跟踪和预测气候变化的影响。
鲁政委
兴业银行、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李苗献
郭于玮
蒋冬英
何帆
陈昊
展望2019年，外需将继续放缓，国际经济协调预计仍需在未知水域继续摸索。面对这种态势，“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一步扩大内需将是整个宏观政策的轴心，但稳杠杆是在稳增长时必须要做好的平衡。总的来看，2019年经济预计继续温和放缓，经过政策的持续调适，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预计将逐步消退。
蔡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财富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改革开放过往四十年给中国带来的以技术模仿、技术转移的路径不可能长期有效，对于中国而言，必须加强自主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永葆发展源动力。而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则表明，要转向自主创新的道路，必须用新一轮改革开放引领的制度创新做保障。
巴曙松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科技作为关键和重要的生产要素，毫无疑问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转型阶段，虽然大国的崛起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单独割裂各个因素的影响，但是，在特定的阶段，一个因素如果占用的资源过多，也可能会对其他要素形成挤压。表现在当前就是房地产市场吸收的社会资源过多，导致流入到科技领域的资源相应受到挤压。
付一夫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由居住支出的激增导致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大幅度变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不健康”的消费升级。因为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服务性消费逐渐取代商品性消费的主导地位，几乎是居民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可近些年，服务性消费的引领性作用似乎正在减弱。不过，随着全国范围内的楼市调控效果显现，不少城市的房价正在向理性范围回归，未来人们或许会有更多的“活钱”用以追求高质量商品和服务，而居民整体消费升级的步伐亦会继续下去。
李腾飞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粮食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周鹏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汪超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美国经验表明，构建以高度市场化家庭农场为产业体系基础、实行灵活多样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构建高度发达有序的农村市场体系和制定高效多样的农业产业保护政策是促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完善的题中之义。从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未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要完善农业产业支持体系，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积极推动农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研究员
乡村发展既是现阶段我国发展的一个短板，也是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潜力。促进乡村振兴，既是增强发展协调性、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更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追求的需要。乡村发展潜力无限，着力关键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完善乡村振兴的体制环境。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分析师
“稳就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发展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稳定问题。现阶段中国的就业与经济休戚相关，从产业角度来说要促进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迁移，从企业角度来说要进一步坐实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关键角色，从外贸角度来说要有效缓解中美贸易冲突的巨大冲击。上述举措指向服务业开放，国有企业改革，公平导向的贸易和投资，归根结底还是落在改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