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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于文豪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宪法》第110条规定,地方政府分别对本级人大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政府都服从国务院。该规定是处理国家统一权威与有效治理这一重大问题的关键规则。地方政府双重负责不是同等或者同时负责,其内涵具有差异性:在两种“负责”方面,应当区分负责的主次顺序;在两种“报告工作”方面,应当区分报告的性质、内容和形式;“都服从国务院”的重点在于形成以责任一体为核心的行政一体。以该条款的规范内涵为依据,应当进一步实现上下级政府事权分配的法定化,充实地方人大的主体地位,避免上级政府工作部门直接领导下级政府,并建立行政统一领导的程序机制和外部化规则。

宋爽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东民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世界主要央行对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态度越来越积极,全球CBDC竞争逐渐兴起。然而,CBDC还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各国央行需要在技术性能、组织效率、经济利益、国际影响等方面的具体目标之间做出权衡。未来的CBDC全球竞争和发展趋势将体现为重视技术先进性、发挥私营机构积极性、稳步推进普惠性和利率化,以及通过国际合作获取竞争优势。中国应当渐进推动数字人民币的国内使用,以公私合作模式构筑商业生态,针对国内、国际分别设定适宜架构,以应对CBDC全球竞争的挑战。

陆旸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人力资本可以理解为简单劳动力的倍乘,当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时,如果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也可以弥补劳动力减少带来的负向影响。其次,人力资本水平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也将间接影响技术进步率,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由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放缓,增加教育投入,适当延长教育年限,将是改善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率的重要途径之一。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人类文明史 “也是一部同灾难和疾病的斗争史”。在这个进程中,微生物尤其是病毒对人类社会与大国兴衰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人类历史进程中,传染病毒是不可忽视的变量,通过“微寄生”失衡,影响到人类与“巨寄生”之间的平衡关系,产生领袖伤亡、族群迁移、政体建崩、产业转型、科技进步、民族盛衰、战争胜败、社会荣枯、文化兴灭与文明演进等历史变局。这正是传染病与大国兴衰的基本逻辑链条。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内经历了很大的调整,而且我个人认为调整已经比较到位。从今年开始,中国将迎来新的经济增长景气周期。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经济,包括进一步拉近和美国的差距,从根本上都要依靠中国的发展。中国接下来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今年是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中和企业有关的重点政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城市化2.0,乡村振兴,绿色发展。

饶毅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预聘制不仅是中国高校二十年来最重要的人事制度改革,也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迄今最佳的、行之有效的教师人事制度。最近因为突发事件,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上海高校的犯罪嫌疑人,嫌犯本人只声称自己受迫害的一面之词、并未说迫害来自预聘制,但是大部分匿名的不负责任的写手越过自己并不清楚的案情直接全面猛烈批评我国高校的预聘制,从指责预聘制不合法到批评预聘制压制青年,各种说法甚嚣尘上。事实上,这些批评几乎全部搞错了对象。被批评的不是预聘制的问题,是原有体制的问题,或我国尚待改变的传统习俗问题。而预聘制已经、或正在解决其中一些问题。

李勇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

高校流行的“非升即走”制度在美国其实是一个底线要求,只要能够胜任学校教学的基本要求,就可以留下来。应聘者大都会在去应聘之前就衡量自己是否可以在6-7年完成应聘单位的任务,如果觉得自己能够胜任,才会去应聘。这种合同正常除了对于教学任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外(比如需要上多少门课程),对于科研任务并无特别具体的规定。在国外这种制度是一种底线要求,而到国内却演变成竞争性的,变成要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发多少篇文章或者主持多少个课题研究才能符合要求,甚至实行末位淘汰制,人为制造内卷。

张其仔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

中国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对工业化也提出了新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广义的工业化,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狭义的工业化,而是一种新型工业化,是一种高质量的、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工业化,其特点是,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传统经济与新经济融合发展、资源环境友好、技术进步和创新贡献不断提高,是一种包容性的工业化。自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之所以能够成功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建立了一种包容性学习与创新机制。

毛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肖志国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智强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产业政策可能既不是仙丹,也不是毒药。当用于特定产业(例如国际新兴产业)时,产业政策能显著促进产业内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帮助企业乘势而上,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如果用于其他产业,虽然很难说产业政策就没有积极功效了,对就业、收入增长等可能也有促进效应,但较难推动技术进步。当前我国需要的是有智慧的产业政策。政府对企业有强烈技术创新驱动力且存在巨大技术进步空间的产业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较快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也能为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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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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