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
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著有《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国际政治与中国》《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等
创新理论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对权威理论进行质疑常常是理论创新的第一步。不敢质疑权威理论，就难以进行理论创新。为了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我们需要依据客观事实不断破除旧有的和新生的观念束缚。我们要不断解放思想、质疑权威、大胆试错、百家争鸣，按照科学的规律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工作。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
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剂良药，是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缓兵之计”，是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通行证”，它也将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但是，政策意图的实现，还需要其他配套政策（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改革等）的协助。为了防止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成本迅速上升，决策层需要从劳动者的微观角度出发，进行成本-收益核算，这样有助于把激励搞对。
尹稚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中国既要应对人口产业向重点承载区域集中的压力，又不希望再犯过去一城独大、未富先衰、未大先衰、引发大量城市病的错误。因此，有必要探索一条超越城市，从中心城市走向适度尺度的区域合作发展道路，即都市圈。都市圈将成为弥补中国城镇化战略的最后一块拼图，建立起城市群与中心城市及以下各级聚居点之间有效的链接，实现全尺度空间组合。
范毅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最近城市人口收缩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有文章指出中国有五分之二的城市人口在流失，在国家发改委刚刚发布的文件中也提到收缩型中小城市问题，那么是否有大量城市因人口流失而收缩？城市人口收缩的负面影响有哪些？显而易见，城市城区局部区域出现人口减少不能完全说明城市发展活力下降、城市吸引力降低乃至城市处于收缩状态，由此以城区局部区域人口变化来衡量城市是否收缩也不准确。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讲稳就业，如果就是总量政策，货币宽松，扩大政府投资，不解雇工人，尽量保就业，是不是可以起到我们希望的作用？我觉得更需要解决的恐怕是结构性问题。比如，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供求之间存在的结构错位的问题怎么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问题怎么解决。很多问题要涉及到劳动力的职业培训、职业教育的问题。很多问题要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仅仅用总量政策稳就业，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刘明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员
与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相比，中国财政支出中非市场化、非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支出占比较高。前文显示，美国财政支出中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相关的支出有医保、社保、健康、收入保障、退伍军人福利和教育培训等项目，这六项支出合计占比近60%，而中国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直接相关的支出则有教育、社保与就业、医疗卫生和保障房等四项，其占比合计不足40%，表明中国财政支出中有关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支出占比仍需要进一步提升。
武汉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课题组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在于形成富有活力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实现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良性互动。粤港澳三地应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拓展建设深度、开放宽度与辐射广度，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打造创新主体最协同、创新资源最集聚、创新成果转化最有效、创新体制机制最灵活、创新创业创造环境最优良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创新经济湾区。
范恒山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
这些年，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积极的变化和良好的格局。同时，近年来区域发展又呈现出一些新情况，一个突出变化是区域分化的显现和加剧。这些分化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应引起高度重视。
受访者: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采访者:柴宗盛
王雅婷
从物质角度来说，我们全面实现现代化没有问题。我做过一些计算，到2035年，我们成为世界的现代化强国，到2050年我们变成高收入国家，相当于OECD国家的水平，这些都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我们在思想层面、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过程能不能更温和一些？对此我有疑问。
高圣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三权”分置之下, 市场主体取得的经营农村土地的权利在法律上体现为土地经营权, 为反映丰富多彩的市场交易形式, 宜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但为使市场主体取得稳定的经营预期, 法律上应赋予土地经营权以登记能力, 明确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第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均可作为农地担保融资的标的, 基于担保权设定后权利人仍然行使经营土地权利的事实, 在体系定位上应属抵押权范畴, 并采登记生效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