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与以往主要依靠基建投资等手段不同，本次财政政策发力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减税降费，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增值税、调降社保费率，以及对中小企业减税等措施；目前来看，本轮积极财政的效果正在逐步兑现，且超出预期，也使得当前中国经济筑底企稳的节奏更快、时间更早；而随着4月开始增值税减税、5月社保降费等政策进入发力期，高达两万亿的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将使年内经济走势得到更多支撑。
张新文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政府管理改革、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服务等, 著有《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我国农村扶贫》
高啸
南京农业大学
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对比分析，发现精耕细作的传统小农与专业大户不仅在生产效率上高于家庭农场与农业企业，更是我国村庄秩序与社会结构的维护者，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而政府大力推广的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则对传统小农和专业大户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综合考量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应在确保传统小农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适当地发展专业大户与家庭农场，同时还要规范与限制农业企业的发展。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 我国对农村的称谓一直就是乡村。乡村是一个携带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 且集生活与生产、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政治多元要素为一体的人类文明体。近代以来, 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三次产业”分类理论, 才把乡村人为定义为农村。这样来看, “乡村振兴”作为顶层设计最新确定的政策话语, 表明未来的乡村振兴实践不会再延续以往政策的单一目标指向, 而要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目标发展, 作为国家代理者和政策实施者的县级政府, 无疑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吕鹏
中国社科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
范晓光
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过去四年来，政商关系“稳中有变”。“连续”是第一个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建立新型政商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依然是每年的主旋律。在减税降幅、简政放权、产权保护等一项项具体政策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思想一以贯之。“自己人”、“实质性减税”、“智能+”......这些新词的出现以及引发的热议，不仅是对现实的回应，某种程度上还预示着未来政商互动的新热点。
杨丽君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
一般性而言，依法捍卫自己的权益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罕见的行为。不习惯于拿起法的武器保护自己并不是因为观念使然，而是因为他们很少被法律所保护。日常生活中经历更多的是资本利用法律来正当化自己的不当行为，而置消费者的利益于不顾。于是，媒体和公共舆论被誉为第四种权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以媒体曝光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原因。在权力、资本、不到位的法治的面前，人人都可以成为弱势群体。
王军辉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反贫困政策实验室副主任
对城市作为生产空间的认可，对人口聚集带来的规模效应的关注，这很可能成为下一步系列改革的基础之一，也将为中国经济发展继续带来改革红利，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我们也期待未来户籍政策会将迎来更大的放松。为进一步完善都市圈的生产功能，《2019年任务》中已经提出了全方位的政策改革方向。但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规模体系的扭曲、划分城市核心功能与非核心功能的必要性和标准并没有得到解决。
刘志彪
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两个当务之急是：第一，长三角各地区要尽快启动对各地过去出台的规章制度、政策文件的审查制度。加快建立和健全长三角各地区竞争政策的执法机构，或者各地把这种执法权委托让渡给某个超越本地利益的机构，明确其主要职能是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第二，以“竞争中立”原则为准绳，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采取一视同仁政策，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 蔡昉 蔡昉 考》《穷人的经济学》和《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
中国通过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出发展必要的“钱纳里条件”，实现了激励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统一，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发展阶段变化，面对来自全球化的逆风和传统增长动能的式微，中国经济发展也遭遇严峻的挑战。坚持深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引领全球化保持开放包容性质,坚持和完善自身发展所必要的“钱纳里条件”，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曹志楠
恒大研究院
马图南
恒大研究院
黄斯佳
恒大研究院
注册制对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具有重大深远影响，是监管重心的后移和监管制度的升级。一方面发行门槛降低、放权于市场，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门槛降低，没有对公司治理的要求、没有对证券欺诈的重罚、没有严格的退市机制，将沦为“伪注册制”，会酿成危险后果。注册制改革一定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一系列的法律的修订，不是简单换个名字，是一场触及资本市场灵魂深处的系统性制度改革。
龚维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实行联邦分权自治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东西德从分治到统一、从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到政府适度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重新崛起，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跃居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尽管中德两国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不同，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德国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仍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