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一直在稳步开展，但主要进程发生于消费/应用端，而非生产/物理端。对比中国和韩国的数字化发展，可以发现中国仅在贸易和消费方面有显著优势，在制造过程的数字化方面则远落后于韩国。未来数十年间，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将从消费/应用端向生产/物理端倾斜。中国的数字化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助力亚太地区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

Libra等类似数字货币如果以货币组合作为准备金，肯定不会选不可兑换货币，否则，操作上有风险，比如服从外汇管制的风险等。如果Libra成功的话，对弱势货币、不可兑换货币、发展中国家货币将有替代作用。因此，这对人民币也是一个挑战。目前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要应对Libra的挑战，还是要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让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的一份子，并免受侵蚀与替代；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及逐渐扩大在SDR篮子中的比重，将涉及到很重要的政策选择。

汇率双轨制是经济转轨时期的过渡性安排，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只要货币的相对价格不止一种，就一直会存在无风险套利的空间，致使汇率均衡难以实现。外汇调剂市场不仅发挥了调剂外汇余缺的作用，还为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试验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晰了今后一个时期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布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使劳动者成为所有者。把无形资产列入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骨干带动作用。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相结合的合作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多次变革，形成了人民公社、乡政村治和“三治”结合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机制，如压力型体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得以延续下来。当前，乡村治理实践面临国家与农民关系失衡、乡村治理内卷化和去政治化等挑战，构建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乡村治理问题的必由之路。

农村环境治理应体现“中和位育”的治理理念，充分发挥农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以及农村环境治理应回归乡村生活主体。只有发动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才能找到一条符合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特点的环境治理路径，保护农村环境的同时也能顾及农民生活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理解农村环境内发性治理方式产生背后的社会逻辑，掌握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统一”目标实现的社会规律。

汇率调整的风险在于渐进式的贬值（即“无锚”的持续贬值）触发市场贬值预期自我实现和资本加速流出，从而导致国内金融条件快速收紧和外储的大量损耗。但当下来看，本次汇率调整的时点较有“公信力”，市场有所预期。而且，人民币汇率并没有大幅偏离经济基本面，“7”更多只是一个心理点位，在汇率弹性加大的时候跨过这个整数关口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币将出现连续大幅的贬值。

在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前中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境外资本流入增加，外汇储备小幅增减；虽然人民币汇率出现一定程度波动，但人民币篮子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表现稳健。人民币合理贬值既顺应了市场供求关系变动的趋势，又与当前的市场预期相匹配；在当前维稳意愿较为明确的政策环境下，市场对贬值的节奏和幅度应该会有合理的预期和判断。

当穷人的机会被极大地压缩，扶贫者止步于“尊重穷人的选择”这个道德屏障就形同于把穷人推向深渊。一旦一个人陷入到恶性循环，事实上就很难将他拉出陷阱，但这不是扶贫者退让的理由，因为几乎没有人一开始就会选择沦落和落后，长期的沦落会让人逐渐形成与此相应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反过来又会加剧落后状况，这就是所谓的“福利破坏性循环”。真正的扶贫是要打破这个循环，核心任务是使穷人和富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扶贫人应该拿出不同于穷人生活和生计方式的方案去扶持他们。

国企分类改革的思路，如果它的产品性质是公共产品，行业性质是垄断的，那么就是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如果它的产品性质的是私人产品，行业性质是垄断，就应该国有国控；如果产品性质是私人产品，行业性质是竞争的，那么就应该实施产权多元化或非国有化。这样既能够有效保证以公有制为主的原则，又能够实现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目标，还能有效地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