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是我国最重要的城市群之一。近几年来，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产业、通勤出现一些新特征，区域的环境压力、创新要素转化、土地开发绩效、生态保护、文化挖掘等等方面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城镇体系方面，尚未建立多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区域中的次中心城市发育不足；交通设施供给：大区域尺度的高铁网络已经完善，但150公里范围内的城际轨道网还有明显差距；公共服务方面：目前北京的大都市区处于加快发展阶段，与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郊区相比，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短板十分明显。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启于鸦片战争，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才为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创造了必要的制度前提和政治保障。在此之后，现代政府的建构与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始终构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和动力。这一通常被理解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恰恰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并且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内在一致性。

在21世纪，企业界共同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把商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到与时代命运相连的高度？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新趋势。而它的背景，则体现为19世纪形成的那种社会治理结构，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需要。在全球化面临严重挑战的今天，过去深深得益于全球化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需要身体力行倡导一种有益于全人类的经济发展观念，才能继续有效地推进新的全球化。率先加快发展利益相关者经济， 正其时也。

国家公园不是可以随意进入游玩的一般“公园”，它是重要的自然保护地。虽然，国家公园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具有后发优势。单就具体的国家公园单元，中国的国家公园与国际上众多国家公园有许多相似之处，需要广泛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但就国家公园体制而言，中国却具有明显的特色，需要坚持“四个自信”，紧密结合实际，开创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之路。

由于特殊的工业化路径，珠三角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初普遍形成“哥哥种地，弟弟进厂”的“一家两制”式分工，从而在家族内部产生“穷哥哥、富弟弟”的差异，割裂了最为亲密的社会关系。这种经济分化进而形塑为一种“不对等格局”，包含人情交换、生活面向、意义世界和彼此期待四个维度，造成宗族内部普遍的关系破碎化。同时，日益注入的资源使宗族得以重建和加强组织的结构和规范，进一步意外性地对内造成激化；但也因为宗族维系的存在，彻底的分裂或原子化得以避免，从而导致了珠三角地区宗族的“外强-中干”这一特殊的动态结构。其结果是走向貌合神离，结构与功能并不一致，甚至产生某种背离。

“三变”指的是“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研究表明：“三变”改革与经典农地股份合作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同的是，“三变”改革产生于城镇化水平不高、二三产业相对发达、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欠发达地区；其制度成因具有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特点；制度特点表现为在经典的农地股份合作制中加入了资产租赁的做法，而且政府深度参与并主导了产业发展；“三变”改革的制度绩效表现为推动了城乡生产要素良性互动与乡村治理结构优化。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既不同于乡土中国，也有别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土地功能因发展阶段转换而变化，城乡格局变化带来土地配置制度困境，农业历史转型带来农地权利与经营制度不适应，乡村分化凸显宅基地制度滞后。新发展阶段要实现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解决好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是关键，必须推进以城乡中国阶段为背景的土地改革。

在逐利追求更好就业机会的想法驱动下，人口会自发的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并在某个区域形成人口集聚区与不同等级交错的城市群。而在同一片区域的城市群内，各个城市之间的交流也会愈发频繁，各个城市的协同发展也就愈发的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冀等多个人口集聚区与城市群，2019年珠三角区域又将香港与澳门两地纳入其中，推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规划，研究并做好区域内部城市的协同发展正当时。

关于中国经济韧性的来源，市场有多种解释。我们认为，从中期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中服务业占比提升可能是一个有益的观察角度。具体而言，服务业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有三：一是，由于服务业的可贸易属性弱于制造业，服务业占比提升有助于抵御外贸冲击；二是，服务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更强，可以起到“就业稳定器”的作用；三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率并不低，同时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效率提升，是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方面。

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新一轮技术变革，迫切需要提升创新的质量和效率，有效发挥创新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因此，我们下一阶段的关键任务是在新形势下如何改善庞大的创新系统，为创新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其中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数量与质量、推动前沿技术发展与成熟技术推广、培育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升级、企业技术创新与提升管理能力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