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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到2030年增长潜力应该有8%。这个潜力能够发挥多少,潜力来自供给侧,能实现多少则要看需求侧。经济增长的问题不是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而是中国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如果有好的投资机会,应该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收入提高了消费自然会增长。中国每年进口近2万亿美元高附加值的产品,说明中国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这就是投资的机会。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也还有很多投资机会,环保、城镇化的公共基础设施等都是投资机会。

周洁红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魏 珂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农民职业化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需要与本国政治制度、经济状况、自然条件等外部环境协同配合,更需要考虑农业产业具体发展阶段的人力需求和约束条件。中国自2012年提出发展新型职业农民以来,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对照乡村振兴战略对高素质农业人才的需求,还需进一步落实扶持政策,提高职业农民制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借鉴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农业现代化国家职业农民发展演变过程和相应阶段政策措施,对我国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闫春华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辽宁省Z县A村实践表明,在关注“地方性知识”并依照贫困户特有“惯习”的基础上,村庄精英在产业定位、资金筹措、技术传授、市场开拓等环节给予贫困户以重要帮扶,能大大提高产业扶贫的效率。研究发现,在基于自保与自利理性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中,政府、精英与贫困户的相互需求依赖以及熟人社会的场域基础是促成“精英帮扶”的重要因素。为确保并提升“精英帮扶”的效度,需要加强监督并注重思想引导,加大扶持力度,进而在精英与贫困户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帮扶关系。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

新中国的70年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今天的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在经济理论层面认真总结过去70年中国经济发展做对了什么、走过了哪些弯路,从而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和定型,在国际上更加客观真实地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理论。

张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一国竞争优势的实现是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和制造基础三者融合的结果,尤其是金融市场在助力知识资本化、连接知识生产和产品制造上发挥着中枢纽带的作用。在全球主要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中,美国凭借知识资本化处于领跑态势。眼下,处于技术边界的中国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有三:一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促进知识生产;二是完善创新体制,推动知识资本化;三是打造工业强基,提升制造基础。

李叶妍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张中祥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

伴随全球化趋势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平台在全球的覆盖率不断提升,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二十年间成长迅猛,在某些领域已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为市场带来更多机遇,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异常激烈的竞争和垄断。因此,促进互联网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现实意义重大。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产业政策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日本的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产业政策被引进中国。对于中国而言,产业政策的引入,具有计划经济渐进转轨和经济赶超的“双重效应”。经过多年的实践,产业政策总体上对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赶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存在干预市场和影响市场机制形成的问题,甚至经常产生产业政策实施结果与初衷相反的“事与愿违”的情况,因此也广受理论界诟病,我们需要的是从产业政策主导到竞争政策主导的转变。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以加强生猪行业污染治理的环保风暴为切入点,以推动“南猪北养”区域布局调整为重要内容,以南方生猪约束发展区实施“禁养区”管制与鼓励潜力增长区特别是东北四省区生猪养殖作为政策抓手,2014-2018年前后我国生猪行业经历了一次罕见规模和力度的产业政策历练。在新环境下提升生猪产业环保监管水平和调整生猪养殖区域布局具有现实合理性与必要性,政策实施也带来了多方面积极成效。然而大规模产业政策干预设计实施也出现一些始料未及问题与机制性矛盾,在客观上对生猪产能和猪肉产量产生某种抑制作用,构成生猪供应线向左上方移动的现实背景因素之一。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七十年漫漫征程之中,中国经济延续着发展的两条主脉络。一方面,动中有进。增长型周期取代古典型周期成为主流,长趋势增长贯穿于短周期波动之中,已实现延绵数十载的“增长奇迹”。另一方面,动中有变。周期波动从“大起大落”转为“缓起缓落”,本质上是增长动力、发展模式和内外关系的革故鼎新。两条脉络均体现出“术”、“势”、“道”相结合的完备体系对周期治理的卓越成效。立足于这一体系,“减速增质”时代中国经济的内生稳定性有望进一步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未来空间正在渐次打开。

杜鹏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通过考察转型期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发现乡村治理单元的配置逻辑兼有政治属性与行政属性,二者共同塑造了乡村治理结构,赋予其“虚实相生”的实践形态。其中,政治逻辑立足村庄治理单元,突出“块块”为主的政治动员,彰显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行政逻辑立足乡镇治理单元,突出“条条”主导的行政控制,彰显了“事务主义”的治理取向。当前的乡村体制改革需着眼于乡村治理的整体结构,审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行政化,维系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均衡, 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高其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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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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