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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张琬雨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科研助理

刘苏阳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2017年以来,环保产业由于多重因素,遭遇了经营和投融资等多重困境。由生态文明建设和环保强监管带来的政策执行利好并未带动环保市场需求的稳步释放,环保产业增速放缓,尤其社会资本对于环保行业风险偏好明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急升。从税收优惠的角度来看,环保企业可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散落在各个税种的法规中,且大部分不是为环保产业特别制定,缺乏稳定性。同时,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之间缺乏统筹协调,相互影响,也使得优惠力度不足,无法为环保企业疏困。因此,环保产业税收政策应予进一步改善。

易行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广州华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主任、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青年学者

只有不断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扶持力度、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社会保障服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降低长期以来对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就业、福利和身份歧视,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的权利平等和社会融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社会融入感,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进而提升其消费和福利水平。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所谓“同城化”,就是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群或都市圈中的相邻城市实现资源和要素的合理配置,使要素的流动不受城市距离和体制的约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城市间要素的通达,并实现城市间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均等化。城市的资源配置,不受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可以完全实现市场化的高效流通。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毋庸讳言,5G技术和网络势必在很大程度上把现代法治体制下的公正程序原则转化为某种程序性算法,形成一套规则嵌入的制度运行系统。与此同时,法律解释和议论也将被更明确地分解为面对面(FTF)的辩驳推理和电脑中介的信息沟通(CMC)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并力图在两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因此,如何防止算法黑箱和算法独裁,如何确保CMC不至于压倒甚或完全替代FTF,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5G时代各国司法改革的基本问题或者制度创新的重要任务,中国更无法置身事外。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在经济增长放缓所引发的通缩大环境中,猪价上涨推升了CPI通胀。但由于猪价上涨是猪肉供给收缩所致,货币政策不应对其做反应。因此,猪肉通胀只给货币政策出了半个难题。由于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毛细血管”阻塞,央行在放松社融方面面临约束。如何打通这些阻塞是货币政策面临的一个难题。LPR改革让货币政策可以从与债券市场的博弈难题中脱身出来,可以更多通过LPR来实现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诉求,因而可以维持较高短期利率来抑制债券市场的交易杠杆。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宽松可以期待。

李莹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助理研究员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贫困人口从9800多万减少到2018年的1600多万,连续六年完成了每年1300万的减贫人数目标;按照国际经验,贫困发生率很难下降到3%以下,我国贫困率则在2018年底下降到1.7%。然而,实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目标还面临三大挑战:一是深度贫困地区如何实现脱贫?二是脱贫后如何防止返贫,实现长期脱贫?三是消除绝对贫困后,如何未雨绸缪地应对2020年后新贫困问题?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基于欧洲GDPR的监管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的精益化数据市场规则应当在吸取GDPR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推陈出新,“以促带管”,尊重合同约束,坚持底线监管、科技监管。一方面,通过政策和监管指导,明确行业发展所需的方向和范围,同时,也为相关各方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允许和鼓励风险可控范围内的创新,通过监管的数字化、科技化应对新技术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否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方面做好平衡,至关重要,关乎行业发展,考验政策智慧。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在“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政策基调下,尽管整体经济承压,地产调控也并未放松甚至有所趋严,逆周期调控似与地产调控呈“脱钩”之势。地产调控与逆周期调控脱钩,折射出各界对房价容忍度的下降及对较多资源流向地产领域的担忧,从而引致宏观当局对民生和增长目标的决策权重发生改变。受此影响,本轮地产调控的方向和节奏,似乎更加取决于地价房价等房地产市场自身的因素变化,而未必是传统经济周期。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我国经济探底的过程尚没有完成,导致了当前的经济下行的因素包括经济运行周期的变化、发展阶段和结构性变化、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在这几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出现了当前复杂的经济局面。要想稳住经济下行的局面,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一是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二是要以开放促改革,激发经济活力;三是要加大力度补短板;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向深入;五是加强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目前仍需解决几个突出的税制问题:第一,中国的直接税太薄弱了,跟现代经济体普遍实行的“以直接税为主”恰恰相反,我们是种种原因造成的以间接税为主的格局。第二,我国的地方税体系很不成形,可以说,目前没有像样的地方税体系。第三,我国的税收和非税收入的系统工程,仍然有许多“硬骨头”要啃,仅仅讲税收负担,是远远不能覆盖各方热议的中国企业和纳税人的负担问题的,这也是中国配套改革中要把握的“全景图”和必须一并解决的机制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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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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