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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李俊清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浩骅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农村社会治理联动范式根植于我国农村“强行政、弱自治”的社会现实,分别从联动机制构建的“联”与联动主体培育的“动”两个核心维度回应了党和国家推动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安排,用重塑农村社会联结和挖掘积极行动主体的方式回应了现有西式研究范式解释力、应用力、指导力不足的困境。它不仅是一种以“社会联动”为基础的治理形态,更是一种以“有效行动”为内容的治理技术。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促进,有效性强。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农村社会治理联动范式尚处于不成熟阶段,范式的系统化和规范化还有待提升。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两个"三权分置”,实际上是有"两个分离”:第一个分离是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第二个分离是资格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但是,承包权和资格权都是一个不清晰、不完整的权利,因此,当它在分离过程中进入交易环节时就会产生不确定性。无论是使用权还是经营权,在交易过程当中都会产生很大的交易成本,且估值困难,因为概念不清晰,如果这些权利要进入市场环节,因为确定性不强,依据这样一个模糊的基础来建构一个明确的法律秩序是比较困难的。

沈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下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一种制度信用,确实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有效性边界,更是存在致命的合法性问题,应当严肃和认真地直面与应对之,真正按法治国原则对其加以形塑,改变其设计的初衷和目前的运行模式,从而在合法性保障基础上发挥其适度效用。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化并非易事。唯有逐步形成共识,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有更多清醒且统一的认识,对悖反法治的规定渐采不执行的策略或使其形式或实质皆合法化、正当化的策略,才可真正做到合法地发挥制度信用的适度功效。

赵建

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三季度GDP增速降至6%关口,同时CPI兵临3%城下,汇率7已经失守,赤字率3大概率难以自保,广义货币增速也在8的边缘徘徊,外储3万亿也并不牢固……一切变量似乎都在向新的临界点靠近。但实际上,周期性减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过去为了周期不减速而付出的结构性扭曲的成本。在这个速度型增长通道的关口,是时候暂时淡化周期性下坠带来的焦虑而真正反思长期以来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胡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指标,其中,今年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这一数字公布后引起不小的震动。从季度增长率数据图看,6%是自2013年以来27个季度增长速度最慢的,也是在2016年季度增速达到6.9%后,连续第九个季度以每个季度下行0.2%至现在三季度的6%,其间增速没有过上行。那么面对今年以来愈发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我们究竟应当抱着怎样的态度看待这个6%的增长速度呢?

王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殷浩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汪三贵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扶贫互助资金应被视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创新试验,其“正规金融村社化”路径得以超越农村金融两难困境和二元逻辑的实践机制。从扶贫互助资金实践的可行机理出发,化解当前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普遍缺位、难以有效推动财政金融下乡等困境的一种可行途径是:向上要由国家财政负担贫困地区的农村金融供给和组织成本,向下要深入发掘村社资源优势以实现金融下乡的监管成本尽可能地内部化,并在此基础上为金融下乡与村社集体、乡土社会的有效对接创造健康的运行环境。

邹静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讲师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进入后中等收入阶段,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大考,根据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特征,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方向和内容该如何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我们通过国际经验来回答上述问题。

郑振源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副司长、现中国老科协国土资源分会土地与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

宅基地制度改革首先要承认农民集体对集体土地的处分权,即土地利用决策权,宅基地使用权要由土地所有权人来分配;宅基地有偿退出,土地所有权人有优先购买权;宅基地使用权入市流转或转用,必须经土地所有权人同意或许可。其次,资格权应明确定义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最后,要在赋予宅基地使用权完整权能的基础上,改宅基地使用权福利分配、无偿取得为有偿取得、有偿使用,并建立城乡统一、开放有序的建设用地市场。

毛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源是公共支出规模持续刚性增长,其主要驱动力很可能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中国政府将更多的公共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领域等,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和资金投入,帮助国家和各类市场主体更好地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推动了我国政府规模不断扩大。因此,政府债务问题折射的正是全球化与政府规模的内在关系。要从根源上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须理顺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据此建立新型央地财政关系,以实现各地区公共支出规模增速与当地经济增长相匹配。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在公共财政建设发展中,追求财政资金配置使用的绩效最大化,是必然的逻辑起点与运行目标。笔者认为,应以全面的财政效益观认识财政投资资金综合效益的内涵。财政效益有别于微观效益,它体现在宏观、中观、微观各层面,贯穿于相关资源配置的各个环节和财政资金运用的全过程。以这种全周期(事前、事中、事后)、全要素式的整体考量,才能无遗漏地反映和把握全面的财政效益观和完整地认识财政投资资金的综合效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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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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