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事业中，必然追求超常规发展战略的有效设计和实施，本文结合全局，对于如何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掌握好金融和金融创新对于力求高质量的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持作用提出基本看法：一是制度创新是金融创新发展的龙头；二是应重视金融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结合；三是应重视政策性融资对乡村振兴的支持。
赵晨野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均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为2.41亿，相当于每6个人就有1个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的人群被认为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却面临着“人口在流动，权利不扎根”的问题。近年来，该群体在流动规模、流动方向、流动结构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受户籍制度的制约，其应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诸多公共服务依然在“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衔接不畅。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刘星辰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我国居民的富裕程度大幅提升，从1992年到2018年，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自1000元增至5万元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7元增至39251元，年均增速12.1%；人均消费性支出从1672元增至26112元，年均增速11.2%。总体数据看着很辉煌，但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差异其实在不断扩大。本文甄选32个主要城市为样本，考察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富裕指数。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房地产行业首席研究员
房地产税最佳出台时机是经济稳定发展、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时期。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未能给房地产税出台提供最佳环境。房地产税具有高度地方性，与地方居民利益密切相关。中央统一立法虽然必要，但各地方住房需求、住房发展阶段等具体情况都不一样，不宜统一税制“一刀切”。留给地方政府充足的自主空间，兼顾地方特点，才能保证房地产税满足地方多样化需求，稳妥实施。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展望2020年，一方面，“高增速”年代余音渐远，经济增长趋于平淡而平稳。钝化的库存周期与韧化的地产周期形成对冲，加之政策周期的历史性蜕变，中国经济的年度增速预计将略有下降，季度增速或将走出“缓V型”路径。另一方面，“高增质”年代序章初开，经济增质孕育“民富”与“国强”。在“民富”维度，居民福利的稳固和消费潜力的扩张产生合力，有望在全球经济逆风中保持国内总需求的稳健。在“国强”维度，历经多年蓄力，要素配置的改善和科技进步的提速形成共振，正在构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新优势。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周景彤
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研究员
刘 哲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营商环境中心主任
主持人:周子勋
现代金融体系及其功能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核心地位。具体表现为：一是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制度安排是现代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制度安排之一；三是金融风险防范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底线和保障。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张佳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助理
钟益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助理
房价对企业经营影响的关键在于房地产的供给弹性。供给弹性过低，意味着房价上涨但是房屋供给没有提高，难以带来城市扩张和规模经济收益，房价上涨的负面影响更突出；保持适当的供给弹性，意味着房价上涨伴随着房屋供给显著提高，不仅可以遏制房价的进一步上涨，还可以明显推进城市扩张和规模经济收益，对企业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房价上涨的正面影响更突出。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挤出程度也取决于该城市的住房供给弹性。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走出经济困境r 一种思路是，增加有效资产，即其不贬值而且会升值，并有吸收货币的功能，用其增加来促使货币投放。也就是财政可以扩大赤字，发行长期国债，投资增加这种资产，市场上这种资产的交易和投资增加，央行买卖投资这种资产的国债，银行增加这方面的贷款，则形成了有较高质量资产基础的货币扩大。这种操作方式的好处是：避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负债，即负债有资产内容所平衡。这既使经济增长有财富增加的内容，又可避免持续高负债造成金融体系崩盘的风险。这种资产就是可利用土地，并且在我国非其莫属。
田闻笛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要求政府在城市规划的编制、实施和评估的整个过程中都不再是全盘主导的角色, 而是发挥牵头人、组织者的功能。社会力量, 尤其是公民应该成为规划过程的主力军。政府则通过提供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建立相关的参与平台和机制等, 来落实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鹏飞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中国之治”根源于政党之治,体现在大国之治,本质是人民之治,承载着文明之治。中国之治实现了创新性与制度化的统一,全局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以及特色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中国之治的实现,立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有机统一,也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有机统一。未来,“中国之治”应为世界提供新的治理模式样板,引领“世界之治”的实现。“中国之治”正将“传统中国”“现代中国”与“全球中国”连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