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基层社会秩序由公-私两大统治体系构成，公代表官治体系，私代表民治体系，但这不是两个分殊的、对立的体系，两者是一种依存和互嵌关系。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中，这种秩序原则以新的权威形式被熔铸到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形态当中。当代基层社会秩序的重构，一方面要建立在传统社会秩序规则与现代社会秩序规范的贯通基础上，另一方面则把秩序原则确立在法治框架下的社会自治基础上。

在中国，水资源的公共性由“官”来体现，官就是“公意”的体现。公意若得到较好地执行，需要公意的控制，“控制”便是“公共责任制”。现代河长制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凸显成效，根本原因是以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专业责任为主导的复合性公共责任体系功能的发挥。可以说“公共责任制”，既深刻展示着中国长期以来河长治水的历史逻辑，又充分诠释着治水实践中“政府本位”的中国逻辑。

中国历史上村级治理主要解决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和满足农民最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维持的需要，村干部主要功能也就兼具国家代理人与农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在当前资源下乡的背景下面，中国基层出现了普遍的村级治理行政化现象。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必然后果是村庄公共性的消失，资源下乡的低效甚至无效。离开对农民群众的动员，仅仅强调为农民群众服务，不组织农民，仅仅帮助农民，结果可能造成村级治理的失败。

互联网平台经济近年来出现了爆发式的发展。通过移动互联网、大数据、GPS定位等信息技术，互联网平台的商业、组织和用工模式无不冲击着传统的产业结构、行业分工、企业组织形态以及原有的行业监管。同时，平台自身也受到来自原有法律规范、监管规章和相关观念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平台的用工模式，也即平台与其工作人员的法律关系，已成为极重要的方面，也是备受争议的问题。

分析结果显示，若单从资产方看，中国政府整体的资产规模十分巨大，结构也比较合理，对于抵御债务风险比较有利。若单从负债方看，中国政府负债的规模也较大，若与GDP比较则已经超过60%的警戒线，蕴含的风险较大。整体上，政府负债的结构以或有和隐性负债为主，这一方面降低了债务风险的大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债务风险的不确定性。

中国政府总资产规模十分巨大，基本维持百万亿元水平，2013年—2017年更是维持在110万亿元以上；整体结构以财力性资产为主，服务性资产为辅，至2017年，二者占比大致七三开。也就是说，中国规模巨大的政府资产中，主要体现经济利益的资产占了多数，主要体现服务潜能的资产则较少。这样的资产结构给予了中国政府较多可能用于抵御债务风险的资源。

传统思维认为，做好了就有利润；现代思维认为，做对了才有利润。这里，升级是“做好”的概念，即“正确地做事情”，是“下位解”；而转型则是“做对”的概念，即“做正确的事情”，是“上位解”。现在看来，做正确的事情远比正确地做事情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做对高于做好。在新时代，做好了不见得有利润，例如柯达、富士胶卷做得很好，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因为没有做对，所以一个倒闭一个衰落。因此，正确的思维是，首先做对，然后做好。

中国应在以下方面推动国内改革：第一，首先应该认识到，竞争中性与产业政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者可以找到交集。这种情况就是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产业政策。第二，中国应尽快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启动“竞争中性”改革。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有现成方案可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之后中央于2015 年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完全符合这一改革方向。第三，加快经济干预方式从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型。第四，在金融市场贯彻“竞争中性”原则，消除隐性补贴。第五，规范产业补贴政策，明确授予标准，提高透明度。

数字技术提供了诸多可能的手段，来缩小机会的差距，进而缩小不平等。但是，只有政府确保每个人都可以享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才能促进经济的包容性。政府应该考虑对明显缩小机会差距的数字计划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制定者还应当确保正确的法律被制定，并得到执行，以保持数字空间的开放竞争，同时让人们负担得起。

伴随着我国近40年的高速发展，产业园区实现了规模和质量上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的重要载体、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的有力措施以及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强大动力。经历了40年的发展，我国产业园区建设取得了诸多成就和成功经验，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园区转型升级成为必然趋势，尤其是在新工业革命与新技术加速应用的背景下，未来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