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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罗长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对中国这样一个处在“爬坡上坎”阶段的国家而言,经济基本面是决定营商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需要准确把握疫情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冲击,并思考应对之策。为稳定营商环境,修复经济基本面是疫情完全缓解之后的第一要务。另一方面,营商环境的核心是市场环境和政商关系,有必要跟踪新冠疫情在这方面的冲击,并出台相关政策加以修复。同时,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分工地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营商环境,有必要考察新冠疫情在这方面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孙卓夫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的文旅产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整体发展受挫,第一季度面临断崖式下滑危险。从企业来看,大量文旅企业面临现金流压力,部分企业存在现金链断裂,乃至倒闭的风险。大部分旅游景区、影院被迫关闭,没有收入的同时承担着设施维护、场地租金、人工成本等多项费用。影视拍摄暂停,后续开工需要继续追加投资。庙会、灯会等文化活动取消,前期筹备投资无法取得回报。并且,文旅产业具有项目周期时间长、投资大、无形资产占比大的特点,更加剧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变现和资金回收的压力。

王欢明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公共管理系教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无疑会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灾后如何恢复经济发展是当前疫情较轻地区的政府官员和实务届关心的重要话题,尤其是灾后该利用什么样的基础设施政策工具能有效地刺激经济发展?本文是从基础设施,尤其是社会性基础设施领域出发认为其会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抓手,并且认为PPP和政府购买在这个过程中是可以大有所为的,这也反映了我国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未来可以提高的方面。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朱鹤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张佳佳

CF40青年研究员

钟益

CF40青年研究员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是一种罕见的冲击类型,需要根据疫情冲击的特征设计应对政策。一是根据各地疫情和防治能力安排复工,尽快让经济恢复到正常轨道。二是合理补偿在疫情冲击中受损失的部门和群体,这些政策措施的价值不仅在于补偿,更重要的作用是避免企业承受过度压力而大量破产,恢复全社会购买力,这些政策措施有助于同时恢复供给和需求,提高社会总产出。重点补偿和帮助对象是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低收入劳动者。三是为尚未充分暴露但可能会发生的损失做好事前准备。

沈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虽然现有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并不能必然得出地方政府不得对“过境物资”实施应急征用的解释结论,但大理“征用”行为损害了其它疫区的利益,妨害了全国防疫大局。就此类事件反映出的问题,需要通过未来修法来规范:一是在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时将“征收”写入。二是修法时对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途经本行政区域内、发往其他行政区域的物资是否有征用或征收的权力予以明确规定。三是需要通过修法增加一项要求:政府不得应急征用或征收任何单位、个人正在或即将用于疫情防控的、不可或缺的物资。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刘伟华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

从全局角度部署企业复工政策,确保供应链顺利运行。供应链稳定运行涉及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协同,上中下游的联动,中央政府应总揽全局,协调各省市、行业、部门,共同制定复工复产政策,从供应链全链条出发,确保各环节合理匹配,协同运行。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的形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对复工中涉及跨区域协调的,有关部门应建立一站式服务制度,确保不拖延不推责。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本次疫情会因供求失衡造成短期通胀波动,但中长期看,则可能通过拖累消费需求对CPI产生负面影响;由于需求减弱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PPI甚至可能出现通缩风险。因此,在疫情受到初步控制,政策重心转向恢复经济的时候,以PPI负增长为表征的通缩风险需要格外引起关注。在宏观政策上,需要考虑加大政策宽松的力度,避免经济出现“一沉不起”的局面。由于从政策出台到见效存在时滞,相关政策调整要有一定的提前量。

尹西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博士生

陈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海本禄

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面对更加模糊不定、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企业只有加快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才能具备持续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基于整合式创新的理论视角,新竞争环境下,企业技术创新需要从封闭自主转向基于自主的开放整合,通过科技创新筑基、制度文化赋能、战略视野驱动,由单一技术创新转变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战略创新的整合创新,打造动态核心能力,进而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和技术的持续跃迁。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玉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短期影响正在显现。乐观估计,若疫情在第一季度得到有效控制,接下来经济将会企稳回升甚至大幅反弹,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亚太经济也将走上复苏通道;悲观来看,若疫情短期不能做到有效控制,第三产业回到疫情前水平所需时间或将长达一年,甚至更长,这样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更加严重,对亚太经济的拖累也将难以避免。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疫情冲击直接引发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劳动就业和金融稳定这两个指标可能都在恶化。如果大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难,这可能就是一个系统性风险。政府应该主动出手,尽可能地打破“中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与金融不良资产增加”这一恶性循环。防止上述恶性循环的发生,关键是要阻止出现大面积的中小企业现金流断裂,只有三条路:一是增加业务收入,二是减少经营成本,三是获得外部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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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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