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给国际产业链带来的冲击，不但在短期内加剧了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构成挑战。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进一步凸显了转换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加快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将压力转换为动力，成功实现经济增长从外需导向、要素驱动向消费引领、效率驱动的动力切换，关键在于制度性、结构性、市场化改革的成效。

民企融资难贵，根源在于三大层次五大原因。一是我国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为主，民企获得的金融资源有限。二是监管、制度、风险收益等因素导致银行偏好国企，民企融资受到挤压。三是2017年以来金融去杠杆“一刀切”，部分依赖非标融资的民企融资压力加剧。四是中小微民企资产规模偏小、缺乏抵质押物。五是部分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经营不规范、负债率过高等问题，难以达到银行授信标准。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是空前严峻的，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受疫情影响均受到不同程度干扰乃至中断，且疫情的负面冲击还未见底，需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事实上，整个世界外部环境在疫情冲击之下也正发生深刻变化。面对疫情给资本安全、供应链安全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不能因此走向封闭、孤立，还是要进一步推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以共同利益和共享价值观来凝聚自由贸易的同盟军，确保自身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安全。

研究发现，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金融资产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针对这一问题，须着力稳住宏观杠杆率，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直接融资，让市场主体能够自我决策、自担风险并获得相应收益，由此在保持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同时，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特朗普政府放开了很多原来国内封闭的能源生产，使美国从原油的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在美国正要收获成果时，沙特不干了。油价下跌，这给了美国一个很大的打击，这应该是引爆美国股市下跌的最主要因素。但随着美国因疫情发展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停工停产出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就逐渐显现。所以之后的几次熔断，疫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越来越大。如果说股市的危机是金融危机的代表，实际上油价的下跌已经引爆了美国的股市危机，只不过没有扩散到别的金融领域，仅仅是股市而已。

为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2月起，我国不少省市政府先后推出发放消费券政策，通过消费券的乘数效应恢复消费需求。回顾一下历史，可以看到消费券政策并非为地方政府应对此次疫情的一项政策创新，许多地方政府都有发放消费券的经验。但是，此次消费券发放与以往消费券政策确实有显著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一轮消费券的设计和发放、使用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即具有“互联网+”的特色， 紧密结合互联网优势，充分发挥消费券对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进行针对性很强的补贴与造血的作用。

对于社会资本而言，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合理的股权结构和规范的公司治理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资本可以放弃黄金股和双重股权结构，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高度契合社会资本的诉求，促使其从被动股东向积极股东转变，进而搭建起更加适应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为进一步激发活力，各股东可以按照公司章程自治原则，在章程中约定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决议程序和决议通过的比例，就公司章程修改、董事提名等重大事项约定中小股东的特别表决权。

4月17日，国家统计局披露了2020年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的剧烈程度显现，GDP下降了6.8%，不过一些短期趋势指标和结构性指标向好，说明我国经济基本面并未伤筋动骨。只要应对得当，在巩固目前防控疫情成效基础上中国经济尽快回复正常并持续向好是有信心的。要尽力避免短期失速，实现在长期防疫情形下经济稳定发展，宏观政策须积极主动精准到位。

综合我们对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形势以及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立场的判断，可以发现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冲击主要是短期影响，尤其是对第一季度的影响较大，长期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仍具有较强的韧性和惯性，采取相应的稳增长政策就能够保证今年增速目标的实现。因此，应采取高强度扩张性政策组合，其中以大规模扩张性需求管理为主、扩张性供给管理次之、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为辅。大规模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刺激经济在后续季度中弥补第一季度的经济损失，如消费、投资和企业产出等，以实现全年的经济合理增速。

“新基建”的应用涉及到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之间乃至全社会经济的数字化体系建立。类似于电商平台的运营，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及商家与平台之间的信用体系等方面均需要建立完善的数据体系，才能彻底实现数字经济的变革。同样，在“新基建”领域，众多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的良好应用和有效发力均离不开相关配套体系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