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重新成为世界经济重心，全球贸易和投资重心也不断向亚洲转移。亚洲的内部贸易对亚洲国家也日益重要，所占权重已经超过与域外国家的贸易。亚洲内部在关联性不断增长的同时，还与外部力量一道，带动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全球化体系。这个新全球化体系在两个方面打破了“美国世纪”：一是在这一轮全球化的前期，贸易、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投资逐渐转向非西方国家。二是亚洲的经济复兴，也在塑造新的地缘经济结构，亚洲和欧洲之间对彼此的重要性都在提升，相互经贸往来已逐渐取代以往对美国的经济依赖。

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区域化、本地化成为新趋势。许多国家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安全考虑，或将部分产业链迁回本国，或围绕周边地区进行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因此变得更短、更有弹性。在当前形势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为区域合作提供更大机遇。中国应更加重视推动区域一体化，特别是加强同东亚经济体的合作。

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领域的利益冲突也日渐凸显。但是，中国并不是美国的天然敌人。当前中美双方需要的是管控利益冲突的冷静和智慧，而不是以刻舟求剑的方式重启冷战。指责中国并不难，但这并不是解决美国自身问题的出路。如果华盛顿有人执意要把中国视为一个“敌人”，那注定会收获一个前所未有的敌手。简言之，重启冷战将成为二战以来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并将使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付出沉重代价。

美国总统大选日益白热化，拜登还是特朗普赢，需要站在选民的角度看，谁的竞选纲领和施政纲领更符合要求。这次大选恐怕将成为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大选，已经引发选举争议诉讼，甚至还可能出现宪政危机。由于美国在全球占主导地位，及其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的紧张关系，美国大选已不仅是3亿多美国人民的事，更牵扯到中美关系走向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因此不可不察。

虽然全球宪制思潮在内容、目标和价值取向上都相对纷繁复杂，但总的来说积极成分较多，并可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宪制的实质是对赤裸裸的国际权力关系进行的一种文明规制，并和霸权和独裁相对，所以和中国提倡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法治、反霸权、反单边主义、多极化、新型大国关系等主张都有相通之处，理应成为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补充。

始于经贸关系的调整，刺激双方用冲撞式外交方式在各领域探究对方的行动界限甚至底线，意识形态外交的底层思维一旦确立，将对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双边关系产生最大杀伤力。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中美之间是否还有共同利益，有哪些共同利益，并将此一一列出。如果双方的共同利益被暂时忘却，如果人们不知道双方还有共同利益，如果在考虑如此重要的、事关国际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时，人们没有把双方的共同利益当作权衡的砝码，这本身就是一个应该避免的重大错误。

尽管历经变化，上合组织的定位或者职能应该分为基本职能和延展职能。对于中国而言，上合组织最初的定位仍然继续坚持，中国在上合组织发展的新阶段需要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对中国而言，上合组织的定位或者说基本职能仍需要建立在以下三点的基础上：一是稳定边疆，构筑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安全屏障；二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中国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三是上合组织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依托。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在人类与病毒的对抗中，疫苗无疑是终结疫情的最有效“武器”。3月，中国将新冠病毒遗传信息公开后，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和制药企业展开了一场研发和获得新冠疫苗的全球竞赛。疫苗竞赛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一些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在竞赛中处于不利境地。疫苗不应该被任何国家垄断，也不应为大国、富国专享，世界需要促进各国公平获得疫苗的机制，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作为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疾病，新冠疫情（COVID-19）的蔓延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流行病的扩张范围，它带来的人员伤亡、经济崩溃、边界关闭以及其他影响，都在不断刷新人们对风险社会的想象，新冠病毒的传播也在实践另一种“全球化”的统治之路。就在疫情引发的新一轮逆全球化的表面之下和边缘之外，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正在挑战西方世界的秩序。

“大欧亚伙伴关系”构想的出发点在于，最初的步骤不应该出现在政治或军事领域，而要从欧亚大陆的经济结构入手。经济才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虽然近年来政治往往在经济面前占据上风，但归根结底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经济利益，从经济利益考量往往比政治更为稳定和理性，也更少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若比较一下以往两次将欧亚地区联合在一起的尝试——一次是使用武力，一次是通过贸易（丝绸之路）——就不难得出结论：总体来说，与武力相比，贸易往来是更可靠的促成联合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