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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斯塔夫里阿诺斯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著有《全球通史》等

盎格鲁美洲北部和拉丁美洲当地的条件及制度上的根本区别,乃是拉丁美洲欠发达的根源。盎格鲁美洲的经济(指新英格兰和中部诸殖民地而非南部诸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是独立而具有广泛基础的,组成这一经济结构的是一些主要为国内消费而生产的单独的业主。与此相反,拉丁美洲当地不同的条件产生了不同的物产,因此与母国的关系也随之而异。

陈维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大连外国语大学讲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

十八大之后,中国城市外交的发展进入理念发展、制度探索和实践创新的新阶段。作为次国家层面的外交渠道,城市外交有助于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基础,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立体化的总体外交格局,同时,也为我国外交机制的统筹提出新的挑战,尤其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如何定位各类城市角色,发挥城市和城市网络在促进“互联互通”中的独特作用,是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如果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爆发算起,2017年已经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十年中,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这也应该归因于应对政策的有效性,值得进行认真地归纳和总结。而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全球经济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大,经贸冲突概率不断上升,这些问题又是我们在金融危机十周年时必须清醒认识的问题,我们还远远没到可以放松神经的时候。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权力的设计》等

国际秩序的改革者有三种不同的形势,一种是革命的,要把游戏规则整个改变,在这体系当中的地位加以改变。第二种是要改变的是是游戏规则。第三种要改变的只是它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地位,而不是游戏规则本身。中国是第三种,也就是说中国在现存的国际秩序当中要改变的不是游戏规则,因为中国还是游戏规则的受益者,要改变的是中国在游戏过程当中的地位、代表权、发言权。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著有《人权与国际关系》等

近年来,朝核问题出现了显著恶化的趋势。朝鲜加速核能力开发的现实与国际社会追求和实现朝核问题外交与政治解决进程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如何打破朝核问题僵局?如何面对朝鲜“非法拥核”的事实?这些问题都前所未有地摆到了国际社会的面前。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

钟震

中国人民银行副研究员

本轮金融危机后,德法两国主导的欧盟在巴塞尔委员会话语权日益提升,发展中国家也迅速崛起,严重危及了美国原有领先地位;面对内外交困,美国改变策略,开始实施第四轮金融监管规则的演变;面对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重塑,我国既无法回避和反对,又不能完全亦步亦趋,唯一的办法是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和平台,寻求破局之策。

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亚洲政治、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自从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体系建立以来,援助是否对经济发展有效就一直是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作者检测了1960—2013年间官方发展援助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援助有效性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反映了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三个主要缺陷:资源不足、机制扭曲和碎片化。

约翰·F·库珀

John F. Copper

罗德学院国际关系学斯坦利·J·巴克曼特聘教授

翻译:严灏文

这种城市恐怖主义已经从过去劫持人质、大规模杀伤或是突击式攻击等高技术型的战术手段转变为了上述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攻击方式。由于他们无法获得武器和爆炸物在这些城市发动引人注目的的恐怖袭击,这迫使IS及其附属组织去诉诸简单易行的攻击方式。因而可以说,全球恐怖主义威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像这种低技术的攻击可能会增加,而发生复杂的预谋协调好的袭击可能性则会降低。

周方银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中心主任,《战略决策研究》执行主编,教授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这个变化有积极的方面,突出体现在科技发展迅速,创新不断涌现,世界经济在积聚新的增长动能,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各国利益深度融合。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在累积发展,国际形势也在经历一些颇为复杂的变化,使得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秩序演变的不确定性增大,国际合作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有所上升。一国外交需要顺应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有效空间和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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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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