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副研究员
从“上海五国”到上合组织成立，这一进程本身就是一次扩员和质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使上合组织在地域和性质上再次蜕变。随着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上合组织面临新的内外发展环境，也再一次面临战略性转变，从聚焦内部合作转向“内外兼修”，加强参与全球治理的发言权，遏制不断膨胀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目前上合组织还处在印巴加入后的消化吸收期，但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调整自我定位，形成近期、中期和远期的扩员方向和目标，既为地区稳定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更多实践探索。
王广涛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俞佳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对冲战略包含非极端性、相反性和避险性。"双层对冲模型"将对冲分为总体性对冲和议题内对冲，而对冲的具体选择则取决于体系层次的对抗性和单位层次的身份匹配。2017 年以后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调整，日本在政治安全领域与中国身份较不匹配，因此强化了对华政策的对抗性;而在经济领域内与中国身份较为匹配，因此加强了对华关系的合作性。总的来说，日本对华总体性对冲的对冲性质更加明显。
李冬新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系副教授
杨延龙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系讲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东亚合作以构建区域内多边合作框架机制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发展,以构建区域一体化为目标,谋求建立东亚共同体。进入21世纪后,东亚合作驱动力减弱,制约了东亚合作进程。2008年以来,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化带来巨大冲击。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化进程。新形势下,疫情将成为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的新驱动力,区域合作力度将大大增强。同时,东亚供应链面临结构性调整,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将成为现实需求。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可以预料，无论未来世界局势如何演变，全球战略资源集中于东半球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欧亚大陆将始终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将始终是世界大国博弈的主战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战略和军力设计充分体现了以世界地理结构为基础的逻辑特征，即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参与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博弈将是中国走向崛起与复兴过程中必须经受的考验，今天的中国需要在战略上对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保持足够的定力、自信和韧性。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不论是中国疫苗进入世卫紧急使用清单，还是COVAX与两家中国疫苗企业达成供应实施安排，都是中国疫苗产业走向世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对国家的外交而言，将疫苗等抗疫产品作为全球公共品的倡议逐步得到了落实。同时也要看到，在全球疫苗供应和实施方面，国际化程度较低的厂商和成熟厂商之间存在差距，中国的疫苗企业需要继续提高专业技术和售后服务能力。此外，国家医药和外交机制对接种的后续风险需要有充足认识并有效管理。
滕建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拜登政府重拾旧有思维模式，奉行大国战略竞争政策，难以获得成功。国际政治多极化使大国或者几个国家主宰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经济全球化让世界产业链条紧密相接，断链等于阻绝发展；社会信息化让人类的交流随时进行，技术更新换代加快把世界变成地球村，美国修建“小院高墙”的技术垄断难以成行。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和能力是相互脱节的。
封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从人工智能技术参与政治活动开始，世界大体上将经历四个阶段的政治形态演变。经过低度智能化社会的过渡之后，世界政治体系将在中度智能化社会阶段逐步超越人类对于政治概念的认知。理性的人类社会在选择政治形态时需要以至高的人类精神为底线，因此，以无政府状态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为特征的技术极权主义模式将是系统演进中具有重大风险的歧路。在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与人类社会的思想认知较为成熟之后，在算法封建主义与智能化世界政府两种情境之间能够形成较为稳定的世界政治形态。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会重新定义世界政治的范畴与内涵，推动我们所处的世界走向新的全球秩序。
张薇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从2018年开始“脱钩”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选项。在随后的特朗普政府任期内，美国迅速推进对华“脱钩”政策。“脱钩”政策严重冲击了原本联系紧密的中美关系，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下，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拜登政府执政后，继续沿用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思路。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保留了大部分的对华“脱钩”举措，但也开始对一些难以为继或明显有损美国利益的政策进行了调整。
杨楠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B3W的提出发出了美西方要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同中国竞争的明确信号，双方必将掀起一场持久的布局和投入之战。不过，全球基建毕竟是一项各国均高度认同其迫切性的国际议程和宏大领域，并非任何大国能够单独引领。从长远看，中国要能化竞争为动力，会同沿线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按部就班不断充实、完善“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其“数字之路”、绿色基建等内容。同时，各方需跳出恶性竞争思维，不放弃中美、中西方在全球基建领域开展第三方合作的可能性，推动形成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振兴全球基建的实际效果。
王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尽管当前同盟内部争执不断，但美国已把中俄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希望借同盟力量提升竞争优势，日本与韩国也希望借此服务地缘战略利益，美日和美韩同盟将继续发展下去。 与此同时，美日与美韩同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增大了中美关系发生“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不利于朝鲜半岛问题对话解决，阻碍日韩两国提升对华关系，使同盟内部面临越来越大的张力。美日和美韩同盟“弱军事化”则是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安排。为此，中国应积极推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促进中日和中韩关系稳定发展，并处理好中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