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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著有《再造中国:领导型国家的文明担当》《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等十多部专著

现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很多国家纷纷向“东”看。“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给世界提供的一个合作倡议,背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纳。但这一格局的重组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奶酪,“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他们的抵制。因此,为更好地开展“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弄清楚以下三个方面:谁在反对、为何反对以及如何应对。

章百家

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现存世界秩序产生一定的冲击,会与守成大国和周边国家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各方之间会有博弈。然而,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不能重复以往大国崛起的道路,也不能仿效过去以强权为特征的大国外交。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困难时刻,中国愿承担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还必须注意,中国与外部世界协调关系必须与内部的改革开放相衔接。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

主导未来世界的力量不会是美国,也不是中国,美国继续是强国,但一家独霸的局面定难维持,中国力量会上升,但也难言一家独大,大势应该是多种力量并存,其中包括越来越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大公司集团、非政府组织等)。未来全球化大势难逆,世界会变得更为开放,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可能不主要是大国,而是新科技,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超国家网络体系。基于相互依赖与共同利益,区域、国际合作以多样的形式发展,共同利益和共同安全性提升,由此,提供给中美冲突,特别是百年冲突的空间变小。

刘江永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家安全,重点方向是日本及东亚地区;著有《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等

改革开放 40 年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而世界进入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新阶段。在两制长期并存的历史时代,国家的兴衰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与改革。中国改革开放绝非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是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完善。中美贸易摩擦与其说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如说是不同国家模式的竞争。21 世纪以来,中美不同的治国之道和治世之道各有优长。面向未来,中美如何把贸易摩擦变为模式的协调与磨合值得研究。

格雷厄姆·艾利森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

在一个有利于不同国际政治体系之间和平竞争的年代里,竞争伙伴理论能否成为一个全新的战略概念起点,以应对当前中美关系的险态?竞争,实际上是激烈的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残酷的事实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自杀的同时杀死另一方。那么热烈的合作式竞争在战略上将是必要的。建立一个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国际大战略,需要双方战略想象力的飞跃。对美苏关系和宋辽关系的反思可以为这一未竟的事业提供重要参考。

庞大鹏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立足周边、放眼全球的周边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亮点,而中俄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相邻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相邻大国间的关系,对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有时可以是决定性的影响。中俄关系的历史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中俄双方多次公开表示,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点在很长时间内可能都不会改变:一是由于两国利益的高度相关性,谁也离不开谁;二是美国认定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是其主要战略对手。鉴于第一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将继续下去;鉴于第二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博弈还将增强并常态化,不时会有磕绊、颠簸、起伏,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竞争、合作、顺应、妥协,将产生两国互动的新模式,中美关系是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二战之后,美英两国紧密合作,确立了人们所见的“自由世界秩序”。这个秩序为世界提供公共品并且具有开放性,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和接受。冷战结束之后,当美国西方把内部的“自由秩序”原则,毫无节制地延伸应用到国际关系的时候,这个秩序最深刻的危机便发生了。这也是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局面。

肖河

外交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表面上看,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能稳定地改善因政治、安全摩擦而恶化的中美双边关系。但由于中美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接近的停滞和距离的拉大,这一相互依赖正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而由互补转变为竞争,存在不断加速的质变。由于经贸依赖这一“压舱石”本身已经质变,中国不再可能通过既有途径来恢复双边关系中的总体均衡。要想重新恢复平衡,不仅需要缓解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根本分歧,或许还需要通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补偿措施来“反哺”不断激化的经贸矛盾。

祁怀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70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周边多边外交逐步形成了三方面的特点和经验。一是经济发展导向,通过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亚洲地区经济合作来推进周边多边外交;二是保持开放包容,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谋求政治势力范围;三是注重改革完善规则,中国倡导的亚洲地区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地区机制的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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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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