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大小的判断，是难以通过债务规模进行衡量的，关键是要看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因为债务的有效运用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进而降低债务风险。在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方面，积累人力资本，通过公共服务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这对地方的高质量持续发展无疑更重要。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落后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出清，使沉淀的生产要素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领域。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营造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的市场环境，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建立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深化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通过深化改革消除资源配置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就业是经济的“晴雨表”，是社会的“稳定器”。2020年，经济下行、新冠肺炎疫情及经贸摩擦等叠加对我国制造业就业带来巨大冲击，突出表现为现有就业岗位减少、就业压力增大。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也是制造业就业第一大国，就业承压之重但也回旋潜力巨大。在一定程度上说，当前环境下如何稳住制造业就业意义重大，如何发挥好制造业保就业的中流砥柱作用则显得更为关键。

当前，我国既具有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强大国内市场等优势，也有制约阻碍高端要素资源国内国际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亟须以更大的改革开放，破除阻碍高端要素资源流动和集聚的各种壁垒。要加快研究并推动出台有助于高端或紧缺人才、先进技术、信息和数据等高端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开放包容的政策和制度。例如，在信息领域，对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研究开放网络直连，如对特定区域从事特定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开放网络直连，逐步实现高速访问境外经济类网站，方便从全球获取科技信息资源，为区内科研人员国际协作和生产提供便利。

对东部地区，鉴于其具备较强的经济发展实力，对地方债务具备一定的消化能力，可以适当保持较高档债务控制规模，但应重点防范地方官员利用政府债务盲目追求政绩的风险。对其他欠发达地区，首先应设置较低档债务控制规模；其次，应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设，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增强其债务承受能力；最后，可以适当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水平，以满足其城镇化建设需要，从而降低政府债务。

“内循环+双循环”不仅仅是扩大内需，而是通过“内循环+双循环”改善制度环境，激活创新创业潜力，提升产业能力，改善产业结构。这些方面的提升空间是巨大的。同时，我们需要思考：哪些产业更适合开展“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换句话说，哪些产业开展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成功概率大？而哪些产业不容易成功？

2020年4月，证监会、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8月7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基础设施REITs作为潜在的投资标的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关注。那么，中国的REITs有没有市场生命力？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基于原则的管理模式，有助于实现系统性、制度性开放。负面清单可使开放理念和精神自动适用于新领域和新业务，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激发市场活力。同时，负面清单有助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采用负面清单可以有针对性地设置“不符措施”，利用“例外措施”机制为未来监管预留空间，并仍要求相关机构持牌经营，从而有效构建防范风险的防火墙。未来，我国贸易协定应以CPTPP为蓝本，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平衡好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

长期看，我国面临的不是就业压力，而是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价格上升和经济停滞。因此要防患于未然：一要充分认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多生育。二是要将经济增长由报酬递减的领域转移到报酬递增的领域。三是鼓励国内不同地区雁型模式发展。对于中西部多数地区，不要盲目和一味排斥投资，要深刻认识到：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随着经济发展会发生变化；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我国储蓄率的下降已经并将继续超出我们的想象。要看到，即便美国第三产业如此发达，依然在招商引资，期盼制造业回归。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把握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要求，以城市群、都市圈等作为城镇化主体，充分释放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动能。而中国的城市群与都市圈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核心城市的承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县城等中小城市的吸引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小城镇的特色与差异化分工优势需要进一步形成；城乡要素需要进一步实现自由流动，乡村发展滞后的局面需要得到缓解；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基础设施与要素联系需要进一步加强，等等。这说明城市群、都市圈的成长性强、发展的后劲足、未来的空间巨大，是投资建设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