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政治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实际上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危机，不过，与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面临的困局不同，前者是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尚无一种观念体系和权力体系取得统治地位，一切尚在竞争之中，皆无定数。而中国的问题则是变革性的，即一个已经存续多年的，曾经被人们信服、追随与拥戴的，具有不容置疑的统治地位的观念体系与权力体系，因其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革命性变化而导致其日益贫困化和苍白化，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动员统摄的有效性，故而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需要在话语、义理和论证机制方面进行必要的革新。
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著有《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等
与其他农村地区相比,流转了土地的村庄正在发生产值农企化、产品商品化、劳动力工人化、农民居民化的转型。与此同时,村庄的常住人口也异质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来建立于熟人社会基础之上的村庄治理结构,并使其治理效应逐步消解。伴随村庄陌生人社会或半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在村庄契约关系的交织与新型阶层关系的重塑中,应该再一次完善基层治理的顶层设计,以使其进一步适应土地集中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中西方古典思想、基督教思想史、德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著有《拯救与逍遥》等
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设“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呼声。有人说，这种呼吁与我国的“和平崛起”同步。其实，即便不考虑“和平崛起”的政治异象，开科设教从来就是文明国家文教制度的基要问题。我国的大学文科一级学科建制早已屡遭诟病，如今的确到了必须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时候。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以笔者的工作经验来看，当前国际问题类智库及其观察家们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缺少观点和预判，而观点鲜明应是智库观察家的基本职业素养。二是观点鲜明却不论证，而以事实说话应是智库观察家的基本职业品德。我的建议是，多进行未来形势的预判，而不是专注于解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明确的预测应成为观察家们的职业美德。
陈文胜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农村的发展当中，除了制度的合理性、资源的高效利用和配置之外，首要环节就是创新农村人才开发制度，培育真正符合两型农业发展需要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不断地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改变农业的“弱质性”，农业的转型发展才能有希望。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通过分析中国、印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经验，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制度变革在前，经济增长在后。现在这个结论已经逐渐在经济学领域占上风了。如果印度能超越中国，不是因为印度做得好，而是因为中国做得差，中国理应在制度改革上做得更好。
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教授,著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等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赚钱的前提是给别人带来好处，而且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收取的费用，才能多出来一部分消费者剩余。简单说，企业家必须靠市场的逻辑赚钱，靠伺候消费者发财。从这一点说，我们可以仇富，但不会仇真正的企业家。
朱学海
中国石化外事局境外公共安全处处长
中国石化外事局境外公共安全处处长朱学海谈到从2007年的5月份到现在，中石化在海外70多个国家，5万多人的用工量，一直保持零死亡。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朱学海总结了中石化在开展海外安全管理上的一些经验，其中包括四个理念、三级管理体系、三级结合机制、四个管理环节。
傅小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
今后的国际恐怖活动恐怕进入了新的历史周期，目前极端组织在打击和报复社会，恐怖主义和黑恶效应叠加在一起，使得国际安全形势非常严峻。我们也应设有海外安全基地，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同时促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应该扩大直接融资，股市、债市、PE、VC，让钱流入实体领域，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政府要有所作为，要发行更多的政府债券，为老百姓提供稳定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