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士发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社会历史哲学、毛泽东哲学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获得相应话语权日益成为时代需要。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拯救和发展中国的主要理论武器，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去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我们要防止走入以下几个似是而非的形而上学误区。
杨磊
法律读库时事评论专栏作家
说起台湾问题，大家习惯上会以 “独”、“统”标准来衡量台湾政坛人士的立场，这种思路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笔者作为一名法律人，认为用“独、统”之争来定位两岸立场，既不够严谨，也不够全面。在笔者看来，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分”、“合”，而不是“独”、“统”。
倪咸林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后
良好的内部治理既是行业协会商会迈向现代社会组织的基本前提，也是提高其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必要保障。完善行业协会商会的内部治理，既是其自身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需要民政等相关部门给予必要的规范和保障，必须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统筹规划、系统推进。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项目组
当前，河南省农村法治建设呈现服务普及度较高，法律公正性认可度高，法治效能感较强的良好局面。同时也面临着农民法治意识薄弱，法治宣传不到位，法治体系不完善，法治环境不规范的短板制约。对此，我们建议以再造法治主体为重点，夯实法治内力；以拓展法治教育为抓手，强化法治效力；以优化法治环境为支撑，增强法治活力。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究领域:政治人类学、法律社会学、社会理论与本土方法论、乡土社会研究、文化与认知研究,著有《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法律与文化》等
人类学曾经研究的社会,大多可以称之为循环社会,即它的构成的诸要素都是按照一种节律性而在不断地循环之中的。但由现代世界所搅动起来的一种断裂性的改变,即我们生活在必须要去面对风险、碎片化、不连续、失控等不确定的生活状态。人因此不仅生活在对于危机来临的恐惧之中,而且也是处在不可循环的多种多样形态的枝杈社会之中,对这种社会的抗拒构成了我们可能去重归一种循环社会的基础所在。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发展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工业社会学,著有《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等
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人口方面最好的一个趋势就是整个社会的负担系数在一路下降，挣钱的人越来越多，需要抚养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从现在开始走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挣钱的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少，需要抚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增长的挑战。
陈然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13级城市社会学专业博士生
无论是作为乡村重构的一种方式，还是新的地域生产力结构，“淘宝村”的出现与发展已然成为一个“社会事实”。相较于传统乡村，“淘宝村”具有更多的现代性特征，也有着现代性所具有的不可预知的风险性。但是从现代性视角来看，“淘宝村”有着自身发展与演变的规律性。把握这一规律性既需要顺应内在规律，又需要一定外力的主动介入，实现“淘宝村”从“野蛮生长”到“有序发展”的转变。
张效羽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
当前，互联网经济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大量互联网经济活动处于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对于这些领域的行政执法都存在严重的困难。因此，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有效提升针对互联网经济的行政执法能力，就成为当务之急。
郝俊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食品安全问题在“问题爆发——整改——旧问题复发/新问题爆发——整改”的循环中，已质变为社会公共风险。治理对策：一是中大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要引入风险管理体系。二是政府全面监管食品安全的策略：做好政府内部风险管理；做好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面风险监督管理。
李稻葵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目前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以及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委员。
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发展依托于政府的协助。在政府的引导下，企业得以开疆扩土、做大市场。这种模式虽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腐败问题。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需要政府与企业构建“亲”、“清”的关系。需要更加公平和自由的市场竞争方式，同时需要提高政府监管能力，对监管人员要提供更加市场化的薪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