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走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前面的珠三角核心农村的改革已经改出了大量土地食利者，如何看待背后的经验与教训？如果将珠三角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教训作为经验简单地在全国推广，会造成什么后果？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最近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是保汇率还是保房价或者是保汇率还是保外储这样的讨论，其实有些过于简单化。比如看下一步的国际经济政策，政府不太可能采取放弃汇率管理、放弃外汇储备或者放弃跨境资本流动这样一些极端的举措，目前也不具备让汇率完全自由浮动或者完全管死资本流动的条件。

前辈民法学人寄托毕生理想于中国民法典，期盼21世纪中国民法典的伟大；众多有识之士意图实现民法典的野心与雄心，期待以法典促社会转型。但如果从旁观者角度对此次中国民法典编纂进行冷观察，应该能够预测我们的民法典未必伟大，也无法通过民法典本身促进社会转型。较为理想的策略，当然是民法典编纂进程放缓。如果进度放缓无望，学界所能做的，是调低对民法典的期待，怀有对民法典的平常心，将民法典的功能理性地定位在体系整合上，以实现“修复式私法统一”。如真能做到这一点，只要民法典在体系整合的删、改、增上做好，就是一个进步的民法典。而如果连体系整合和修复都做不好，那就真的是“可有可无民法典”了。

企业降杠杆与金融去杠杆密切相关。企业加大股权融资力度需要发育完善、理性繁荣、监管健全的金融市场。过度加杠杆导致的金融资产泡沫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无法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利环境

特朗普抛弃普世主义的道德大旗，赤裸裸地追求美国利益最大化，将迫使中国精英群体在精神上自立、成熟。

“稳”和“进”已成为一体两面，只有稳中求进，同时进中求稳，方能在无限动态的新常态中实现稳态。

不论是绝对税负还是相对税负，中国税制都是一种重税模式，应当明确、迅速、不懈地向轻税模式转型。

事实上，平等主义的再分配并非理所当然之事，而正义在逻辑上要求首先分清财产的归属，并确立人作为独立个体的道德地位。因此，与法治相关的基本权利保护在正义领域享有优先地位，它的本质乃是保护每一个人平等的自我管理的权力。进而，公民们平等共享公共权力的民主理念，为我们排除个人特殊的天赋才能、家庭出身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提供了理由，从而构成了推行平等主义再分配的道德与政治基础。

西方存在三类乌托邦，分别来自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中国哲学的三家——易、道、儒，可以作为西方乌托邦哲学的对应与乌托邦吊诡的解决之道。

命运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由一个超验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