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建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高翔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MPA教育中心副主任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改革，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业已取得良好成效。当前，如何充分发挥“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撬动作用，以政府改革为切入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深化、巩固“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果的关键。基于已有进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可以通过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机制，加强顶层设计等深化、巩固改革成效。同时，浙江省也需要充分发挥“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撬动效应，推动经济社会体制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1980年代末，武汉市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行政体制合二为一，为武汉市推进多规合一创造了条件。从那时开始，武汉市开始探索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编制、实施管理融合，不断深入，从最初的“两规合一”向“多规合一”转变，从“多规”向“一张蓝图”转变。
杨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
受全球化的影响，近年来国际专利制度、国际标准制度、国际投资贸易协定及国际科技合作等创新相关制度和活动越发趋于开放，但也有个别国家将其作为贸易保护的手段。分析国际规则变化的趋势及影响对我国搞好开放式创新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导,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教育、职业农民培育、农民参与、农村土地、农民组织。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研究》《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农村社会学》等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只有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实现。这是由乡村振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的。但由于长期受重城市轻乡村思维定势的影响，乡村振兴受阻于诸多制度性因素，特别需要破除一系列阻碍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障碍。
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无论是国家划拨编制还是地方自建编制，都列入地方人事预算，这意味着公安部门以任何方式寻求增加编制的要求在地方层面都被视为增加财政负担。要求国家编制的难度是明显的，地方即使有充足的财政保障，也无法突破国家编制体制的限制。相比而言，地方自建编制的规模虽然基本不受国家编制体制的制约（当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得不到中央的合法确认），但是地方决策者又必须考虑到自身财政能力的制约，毕竟要求增编的机构不仅止于公安部门。
南开大学中国市场质量研究中心
总体上讲，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与监管制度的不断优化，我国股票市场质量呈现明显的改善趋势，但各维度的改善程度不均衡；我国股票市场质量中市场效率与市场公正维度内部的发展也不均衡；与国际股票市场相比，我国股票市场质量三个维度的表现差异非常明显；我国股票市场质量三个维度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
张涛
经济学博士,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论坛会员
种种迹象显示，伴随跨境资本流向的变化，某些脆弱的金融市场已成型的暗流，正在加速涌动，对于中国而言，比之看得见的“灰犀牛”，更需警惕“黑天鹅”，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间窗口就在6月份，需要格外引起警惕。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回顾税收制度演变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税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转型的大背景密不可分。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税收改革必须把握如下两个前提：一是稳定宏观税负，避免陷入单纯减税的思维窠臼。二是加快税制重构，夯实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制度基础。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长跑，我们就必须有充分的毅力、定力、战略耐心和百折不挠的韧性坚持，去逐步实现它；既然中央已经明确清晰地判断中国为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已经处于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关键阶段，做出自十八大以来的顶层规划和十九大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认定，那么攻坚克难以全面改革冲过历史三峡的瓶颈而对接中国梦，就应该成为纪念改革40年的主线和主题；既然改革是要把不合理的去除，把合理的树立起来并使之合法化的除旧布新的过程，那么继续鼓励地方基层微观主体的创新实验，摸着石头过河中间的试错式的首创，与自下而上及时的经验总结，就仍然具有莫大的意义。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人民日益向往美好生活的新时代,我们所需要的乡村振兴不单纯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振兴,而是既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振兴,也包括治理体系创新和生态文明进步在内的全面振兴。城市与乡村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防止农村凋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需要破解人才短缺、资金不足和农民增收难三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