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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何增科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专业领域为政治学,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重点为腐败与反腐败、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政府创新与民主治理等。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建设强有力的国家、受约束的国家和负责任的国家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对政治监督体制的现代转型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改造传统的监察监督模式,强化民主监督和法治约束,防止公共权力滥用,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建立现代政治监督制度体系,将成为中国混合型政治监督体制变革的方向。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加倍努力,就像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所做的,释放国内企业的“动物精神”,鼓励地方政府带头改革。虽然美国等贸易伙伴可能反对这种带有政府主导性质的做法,但其最终结果将是市场更加稳定和充满活力。成功的关键在于强化产权保护的基础,包括纠纷解决机制、司法体系、商业及技术标准。

张晓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常欣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磊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今年二季度特别是7月份以来,去杠杆引发的市场紧张情绪,叠加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宏观政策进行适度微调,放松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辅之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确保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合理融资需求和在建基建项目的资金支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并支持发展消费信贷。

黄玉顺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谈到儒学未来发展的愿景,必须反复强调:中国社会所面对的远不是所谓“后现代状况”,而是“走向现代性”的问题。“走向现代性”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所谓“社会转型”不外乎由前现代社会转向现代性社会。因此,儒学要避免被时代所抛弃的命运,就必须接受现代文明价值;为此,儒学自身首先需要现代转型,即实现儒学现代化,成为某种“世界儒学”[14]、或者“人类儒学”,而非某某主义的儒学。

何帆

北大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并未出现根本的改变,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如果政府希望将经济增速继续保持在6.5%的较高目标,那么,一种选择就是再次启动传统的“强刺激”政策,但这一“强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已经多次显现。另一种选择则是及时推出“强改革”措施:启动国有企业改革;开放能够切实改善民生、提升人民“获得感”的服务业,如医疗、教育、养老、通信等;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推进城市化和环境保护;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等。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甘源

恒大研究院

2018年10月7日央行宣布年内第四次降准。本次降准的宣告时间在国庆长假最后一天,提振市场预期的意图明显;宣告与实施间隔与4月定向降准相同,均为8天,低于1月的117天和7月的11天,说明货币当局对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担忧,提前做好预调微调。

戴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院长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总体稳定,但是由于存在较多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也给我国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度。可能引起我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现有的金融结构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经验不足容易导致出现监管缺位或监管过度。三是由于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和法制建设方面的工作存在差距,我国金融消费者的预期不确定性较大,容易导致心理恐慌型的金融事件发生。

巴曙松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朱元倩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部副研究员

货币政策的目标及其与金融监管的协调问题始终是货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始终困扰着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边界划分和政策制定。在中国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央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更是影响到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重大问题。

魏程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当前的移民搬迁扶贫政策应致力于自然灾害地区农村,不宜让普通村庄的个别贫困户享受这一政策,这不但会引起村民心理失衡,也可能诱发贫困户集聚的负面效应。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应更多投向村庄的道路、饮水、公共空间、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使乡村居民的生活得到切实改善。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从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长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速度在改变,结构、动力、制度、政策等也都在相应改变,系统性地进入一种新的状态。我们当下只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还不能说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最重要的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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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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