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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我们现在完全应该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引,就是中央说的代表“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透明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以及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换一句话说,我们以后的发展中,公有的,非公有的,国有的,非国有的,所有这些产权形式的多种经济成分,将越来越会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制度安排走向共荣发展和共赢前景,那就绝对不是再简单重复“消灭私有制”可以说清楚的问题了。

周茂华

中国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分析师

从中国自身发展条件及欧美发达经济体历程看,中国经济远未偏离中高速增长轨道。中国经济仍有望维持在合理区间运行,主要是全球经济仍保持扩张态势,中国基础设施与全产业链供应量完全等优势,中国外需不会出现大幅下滑的风险;2季度以来管理层根据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结构性减税、基建补短板、扶持实体经济融资的政策的效果将逐步显现;国内消费(商品零售、服务支出、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超50%,经济稳定性增强。

梁建章

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黄文政

财新网特约作者

2018年即将过去。虽然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卫健委尚未公布今年全国累计出生人口数据,但根据各地已公布的数据推算,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与上年相比,降幅惊人。除非大力鼓励生育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接近更替水平附近,否则出生人口的长期快速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其后果是中国人口将极度老化,而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也将轰然坍塌。

涂可国

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专业方向为儒学、社会哲学和文化理论研究。

互害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人共同面临的普遍性生存境遇,而当代中国社会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互害”循环的怪圈,构成了众多互害链条和互害模式,从药酒到天价抗癌药、伪劣疫苗事件,互害似乎已经成为人人难以逃脱于其中的宿命。作为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互害的生成原因复杂多样,诸如市场经济不完善、个人主义膨胀、私欲横行、道德沦丧、契约精神缺乏、法律意识淡漠等都不失为互害滋生的病因。在我看来,“互害”循环的怪圈是可以也应该被打破的。

黄玉顺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互害”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前现代的道德与制度必然地崩塌了,而现代性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道德与制度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按照儒学原理、特别是孟子“仁→义→礼”的理论逻辑,这就需要弘扬仁爱、博爱的精神,顺应社会生活的现代转型,根据正当性原则、适宜性原则,建构真正充分的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及其道德规范。

周志忍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萃英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三公经费”管理对我国机关事务标准化建设有三大启示。第一,标准化推进机制:浓厚的标准化意识;稳步推进标准化;标准化中把握好主辅角色。第二,标准制定应处理好五种关系:服务标准与成本意识;标准统一和因地适宜;标准严厉性和人性化;监管职责和服务职责;自由裁量与外部监控。第三,标准化需要理顺管理体制:机关事务管理法制化;机关事务管理统一化;理顺与其他部门的横向关系。

方宁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中央于2015年3月选择津冀晋苏浙粤川黔等八个省市,进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实行集中审批,意在取得提高审批效率、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三个方面的效果。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工作是简政放权的一个新尝试,需按照十九大关于“深化简政放权”的要求,把试点工作继续推向深入。

刘尚希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兼书记

在新的发展阶段,所有制理论、产权理论、公与私理论迫切需要创新,深入探讨。以过时的公有化、私有化的老一套来看今天新时代的发展已经明显不合时宜。在知识、技术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传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已经不再具有决定经济社会性质的力量。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历史包袱和西化羁绊,以创新思维与时俱进,我国发展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这三个逻辑才能真正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推动改革全面深化,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朝着中华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方向前进。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对危机的过度防范使得很多风险定价工具和交易市场不能够正常发育起来,存在太多的道德风险。在研究金融危机的政策干预选择中,中国最为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去指定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而是政府处置风险时胆子应该更大一些,步子迈得更大一些,让问题暴露得更充分一些。很多问题都可以在暴露过程之中得到更妥善的解决,市场也能够更好地自我发育、进化和完善。

路乾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

我国土地改革的历程表明,改革的实质是还权赋能。还权赋能要求不断重新界定土地的使用、收益、转让等权利。其中,转让权的界定是核心,转让权的界定会促进使用权和收益权的重新界定。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国家及法律层面对产权的认可,未来的改革需要更加重视科技进步与空间确权的作用,反思和改进市场与规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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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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