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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通过建立PPP项目绩效管理制度框架体系,将有效解决“绩效目标缺失、目标设置不规范、不清晰;PPP项目涉及的部门、单位绩效运行跟踪职责和内容不明确;PPP项目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库尚未建立;绩效指标缺乏可比性、部分PPP项目绩效评价流于形式;评价结果没有真正意义与政府支出责任挂钩;PPP项目绩效结果对应的奖惩、问责机制未完全建立”等问题,为加快PPP项目实施进度、确保PPP模式规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将发挥重要作用。

王卉彤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第一个痛点和难点是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阻碍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其他痛点和难点还包括“三农”信用体系和农村资产市场建设滞后,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低收益”;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多样化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彭文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的金融周期拐点已经发生,刚开始向下调整,信用紧缩、房地产降温必然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的下行压力。现在市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2019年的中国经济是2季度还是3季度见底?一般来讲,金融周期下半场的痛苦调整要持续几年时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会直线下行,这中间有短周期的波动,也就是说,即使在技术上在2019年的某个季度增长触底,然后有所回升,这个回升的幅度可能是有限的。

沈晓杰

长江产经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没有任何国家,能在未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同样,也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在没有农民收入的现代化情况下,能实现全民的财富现代化。中国的任何现代化进程,绕不开乡村的现代化。再进一步推论,人们就更不难发现,如果中国把今后现代化可持续高速发展中心,立足于广袤的中国乡村,中国“再造又一个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两步走的宏伟战略,何愁没有足够宏大的市场空间来支撑。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经济观察报首席经济学家

过往的历史表明,中国只要不出现两种情况,总能渡过短期困难。第一种是强外力的摧毁,强外力的摧毁现在基本上不会有,贸易摩擦再激烈也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第二种是重大的宏观政策失误,类似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出现的政策失误,类似阿根廷在50年代出现的重大方向性失误,类似委内瑞拉在查韦斯当总统时出现的方向性错误。这个时代,需要大家勠力同心,需要有人讲真话,需要平衡好短期和长期,需要对症下药。当然,有时候也需要点儿运气。

郝雨凡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

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腐败问题和中国的反腐败治理始终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前者是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的现实状况,而后者是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实现国家治理的方向上进行的多方努力。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发展历程的各个阶段中,中国腐败问题的现象和特征,寻找更深层次的、制度性的根源,对于我们进行恰当、有效及合理的反腐败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饶毅

北京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主编

基因编辑人类体细胞与基因编辑生殖细胞有着本质的不同,体细胞编辑只影响个人而不带来新的伦理问题;而生殖细胞经过受精、胚胎发育、出生、长大成人结婚后将与其他人产生后代,会遗传给他人,编辑的后果将扩散,进而影响人类社会。体细胞的基因编辑可能治疗人类很多疾病,它与现有框架已接受的基因治疗类似,可按现有法律法规和监管办法,在个体安全性、作用有效性和方法稳定性确定后使用,但针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则超出现有伦理框架,它的特征是医学必要性低、技术可控性低、群体危害性高。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中国市场上世纪90年代起步从无到有是一个新生的、“转轨+转型”的一种市场,许多成熟的基础性制度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确立或者刚刚起步。在这个意义上,证监会和有关方面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极其具有战略性,对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会起重要的作用。从我的体会来说,我觉得目前跟基础性制度有关的、还在建立的有六类。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通过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推进新型收入消费、城市化及工业化、调水扩土战略,及时采取促进创新和鼓励生育稳定人口规模方面的战略行动,使我们在未来获得10年左右的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保证我们在2050年完成第二步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司长

现在主要是靠政策调整来支持民营经济。但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经常变动。而只有制度上创新,并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将市场各方预期稳定住,才会有稳定的投资。而且,现在很多政策都留了活口,比方说一方面鼓励给中小微企业放款,另一方面又强调监管标准不放松,所以企业不敢投,银行不敢放。因此,根本上还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改革不能只说不练。哪怕2019年能有几项改革措施落地,就能改善市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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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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